201004-清华法治论衡-《环境法学,什么是你贡献》.docVIP

环境法学，什么是你的贡献？ 侯佳儒* 自从苏力写了《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个问题就成了许多中国法律人常常萦绕于心的自我考问。那么，环境法学，什么是你的贡献？ 一 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我们正步入一个“后之时代”，一个位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基本上未知的领地。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充满“现代”与“后现代”的纠缠、论辩和势力角逐：传统观念面临危机，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新近发生的问题，也需要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阐释新的历史体验，这导致我们的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以及其他理论领域都开始出现一种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剧烈变化，进而导致我们考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范式转换”。 法学领域也不例外。德国的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在《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中宣告：“现代已经终结，差不多是无可反驳的”；当代法学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具体而言就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国内许多学者对此也充满忧虑，如邓正来就曾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疑问恰好说明今日的中国法学也正处于一种发展困境和理论危机之中。他提出中国法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变化的时代以及新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下重新书写我们的中国法学”，这一问题也直接指向法学范式转换。 我们追问环境法学对当代法学的贡献，就应驻足于这样一个历史空间，驻足于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路口”和节点。环境法学的兴起应被视为当代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事件”一词的基本涵义，“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可以恰当地说明，我们要在历史的某些重要节点、路口去寻找环境法学兴起对当代法学所具有的“不平常”贡献。 那些“现代”与“后现代”融汇、交杂之处，那些“新”与“旧”两种势力相互角逐之所，就是我们研究后现代转向的切入口和着眼点。由于“环境法学革命”理论的研究正好聚焦于环境法学之“新”与传统法学之“旧”的对立与协调、断裂与连续关系，因此当我们研究环境法学对当代法学后现代转向所具有的价值时，“环境法学革命”理论就成为理想的关注对象。 二 作为一种理论现象，“环境法学革命”理论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紧密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研究倾向：（1）第一个阶段，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标准，对传统法学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进行检讨，既为自身理论建构清理根基，又为传统部门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绿化”建议；（2）第二个阶段，关注环境法学兴起对一般法理学的影响，对构成传统法学基础的“前提假设”、“前见”和“前理解”进行批判，并尝试对影响这些“前见”、“前理解”的基本信条、知识体系进行解构和重建；（3）最近的一种“环境法学革命”研究倾向，明确提出要“致力于一场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论的全方位改写”，致力于“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环境法学革命”理论正是以批判和解构传统法学为基本理论取向，并在批判性地审视传统法学理论的同时，凸现传统法学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预设观念，以此来实现对传统法学范式的超越和重构，同时也逐渐把自身纳入新的、正在生成的理论范式之中：一方面，“环境法学革命”理论聚焦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矛盾与不和谐之处，着力厘清环境法学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与传统法学的隔阂与勾连，对立与协调，断裂与连续；另一方面，“环境法学革命”理论突破传统部门法学的疆域划分，在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勾连之处展开“跨界”研究，积极与其他法学学科展开学术对话。这两种做法，能够促使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清楚认识各自的立场、观念，清楚了解各自的根基和处境，从而在一个更为全面、宏观的视域中，实现各自的思路转换、价值重构和思维方法更新，从而为最终的法学范式转换奠定基础。 三 借助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论辩和理论话语，我们目睹了，在法学的后现代转向之背景下，传统法学帝国的瓦解、重构以及新兴法学世界逐渐浮现出来的新景象。环境法学的兴起让我们更清楚地体会到“后之时代”的传统法学所面临的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处境：原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无法充分回应新的实践发展，造成“后之时代”的法律世界满是凌乱无序的场景，满是破碎割裂的片段，让人困惑不解，让人焦虑不安。按照传统的理论范畴——无论是部门法学划分理论还是公法、私法划分理论——来界定环境法学的地位，都无法为其找到确切、适当的定位。就其根本原因而论，是因为部门法学划分理论来自于前苏联法学理论界，这种理论自身就极不完善，针对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曾经存在“一标准说”、“二标准说”、“三标准说”和“主要标准加辅助标准说”，这种理论一直存在争议且对现实缺乏基本的解释能力；公法、私法划分理论的意义和定位也一直在历史中流变，其主要价值并不在于为部门法学作定位；而新生的“社会法”概念含纳了既有的公法、私法理论划分的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