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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根治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赵作明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第58届联合国大会10月31日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时声明：中国不受《公约》第66条第2款的约束。自此，中国已经正式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随着批准国达到法定数(公约规定：本公约应当自第三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者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于2005年12月14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使之成为一支国际性的反腐利剑。世界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期待。 　　2007年，新年伊始，伴着几天假日，有关反腐败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自己不得不作相关的思考，现将其整理下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反腐败，应当继续推进权力资源配置改革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度集中的权力势必导致腐败，过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权力更是导致严重的腐败。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的时间，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一些领域我们似乎仍然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产物。比如，铁路系统、邮政系统以及其他国企面临的重大问题等等，无不与旧的计划经济及其思维密切相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让权力按照其轨道运行并接受最大范围最大限度的监督，让经济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这一要求至今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如何实现国企的市场化运作，前年《公司法》的修改，初步解决了一个市场地位平等问题，国企“特权”不再成为问题，但是如何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进入市场后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还有前段时间争论很大的不少地方将招商引资能力作为官员政绩评价的重要指标这一现象，在根本上还是没有为权力正确定位，没有很好处理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上述林林总总的现象，归根在三点：一是权力仍然过分集中，分权不够;二是权力运作缺乏透明性;二是相互制约，相互之间的监督不够，外界监督可及的深度和能力不够。 　　所有国家权力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权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尊重和珍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所有制度的设计无不朝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权力为人民方向设计。但是，基于权力行使的组织化和个人化，以及组织和个人本身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存在的内在缺陷??集团利益化、个人私欲化，再考虑到民族传统和文化的演进以及社会影响的全球化等因素，这一切的叠加就构成了权力在社会运作中的复杂性、非理想性。正确地对待权力本身，以人性恶、权力恶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权力，厘清相关权力之间运作的关系，这才是现代社会对我们的要求。那种不恰当定义权力和人性而迷信、盲从的观点，不但不会有助于解决腐败，相反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甚至是为某些组织和个人自身谋求非法利益的一个“面具”。 　　当前，推进权力资源配置，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种关系：一是党权和行政权力之间的权力分配要继续深入，党的意志应当通过行政权力依法表现出来，党的领导应当体现在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而不宜直接插手相关的事务，特别是事关国记民生的重大事务或能直接产生法律利害关系的事项。毕竟，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方略是建筑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能够依法对违法行使权力的主体可诉可赔的救济机制之上的。而党的任何一级机构都不能对外依法承担上述责任。二是要解决好党内的监督问题。特别是对一把手、二把手甚至三把手以及党内重点岗位的监督问题。对此，在党内探索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部分相对分离的模式或者建立上级派驻以及提高各级监督机构的地位，扩大监督权限，这些模式应该说对于防止党内重要权力行使者滥用权力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三是要继续推进行政权力的改革，进一步扩大行政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加大规范行政许可改革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各项审批，并确保保留的审批项目程序上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公开性。四是要继续加大人大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在《监督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进一步解决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地位问题特别是监督权行使问题。五是要继续培育和规范民间团体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承认并尊重各种依法自治团体在社会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引导、解决其利益的小团体倾向。只有利益相对认同和自身发展的相互影响，才能确保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六是要进一步扩大和规范新闻媒体的职能和作用。在确保党对新闻工作整体和宏观领导的前提下，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赋予、巩固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把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权交给人民和法律，并努力培育新闻法治的良好氛围。七是要认真研究地方自治的利好，确保中央事权的权威和地方自治活力的双赢甚至多赢。这其中包括地方重要岗位官员任免机制的完善。 　　二、要借助法律和法治，依靠人民，从制度上实现反腐 　　从这几年反腐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