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的发展历史和前景.docVIP

华商报的发展历史和前景 中国目前的报业发展状况正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所言：“在媒体愈来愈失去行政保护的今天，报业自身要做强做大的今天，中国报业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已经开始！如何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如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竞争时代的到来，如何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是每一个报业从业人员都在关注的问题。” 伴着报业“新竞争时代”来临的，是一些大的报业集团的成立；境外资本、民营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举进入和强势媒体的跨地域扩张。在这股方兴未艾的扩张潮中，来自陕西的《华商报》是名副其实的弄潮儿。 《华商报》脱胎于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报纸——陕西省侨联主办的《侨声时报》。1997年，《侨声时报》更名《华商报》，更名前，这份报纸发行不足两万份，累计亏损1000万元。 《华商报》之所以能够在报业迅猛崛起，正如《中国经营报》今年元月9日刊登的文章《报业五种模式巅峰论道》中所言，是因为背后有一位实力不俗的社长。这个社长就是张富汉。 张富汉1997年主政《华商报》后，华圣集团为其注资400万元，张富汉拿着这一点资金，着力理顺了报纸与管理部门的关系，拼尽全力，将《华商报》改造成为一份大众生活类都市报。之后，他以媒介需求运作资本，实行了彻底市场化的办报方针。由于既顺应了市场，又顺应了市民要求，《华商报》成长迅速。目前，已是陕西最有影响力的都市类报纸。在完成资本积累、市场垄断后，《华商报》目前正以强势媒体的姿态，开始积极探索跨区域合作办报的新思路。 到目前为止，《华商报》先后与吉林、辽宁、天津、重庆的有关部门合作创办了《新文化报》、《华商晨报》、《大众生活报》、《重庆时报》等。经过8年的发展，华商报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融报纸、杂志、网站、印务、物流配送为一体的现代化集团型传媒企业。 对于《华商报》的发展、扩张，《南方周末》在其“2004致敬中国传媒”中是这样表述的：“在西部，一份叫《华商报》的报纸，正静悄悄地以资本和人才为纽带绘制扩张的蓝图。” 那么，今日之中国的传媒市场的结构和现状呈现怎样的特点？如何才能在其中独占鳌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张富汉。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西安报业市场？ 张富汉：无论是从市场发展空间还是报纸品质上讲，西安的报业市场都有相当的释放空间，目前竞争还不是很充分。 记者：您认为《华商报》在西安的成功主要有哪些原因？ 张富汉：现在还不能说成功，只能说渡过了发展的初级阶段。这几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简单地说有这几个原因： 首先，抓住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内部也反复强调，我们取得的成绩主要是机遇好，不能把机遇当本事。 其次，有一套好制度，也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把机遇转化成自身发展的能力。这里边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发展机制。比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内部推行“全员 聘用合同制”，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 第三，有一个好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有比较强的事业心，大家始终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团队的目标和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比较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 最后我觉得有一点不能忘记，有一个好环境。做传媒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是不可想像的。应该说，《华商报》之所以能发展，和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委宣传部、省新 闻出版局、省侨联等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和陕西省开明开放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我们是有切身体会的。 记者：近几年，《华商报》拓展的脚步迈得比较大也比较快，引起业界及学界的高度关注。请问你们拓展的内驱力是什么？为什么首先选择到东北和西南？这两个 区域的市场有什么异同？你们分别是如何应对的？ 张富汉：一个企业在不同的阶段想法是不一样的。企业和人一样，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环境和自身的能力。今天传媒发展的程度当初我们是想象不来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考虑我们能否再前进一步。所以这种拓展的动力和想法是逐步累积起来的。加之当时有一大批干部要成长，我们有责任给大家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又有一些机会，我们就逐步走了出去。当然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未来就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这也和中国传媒业的整体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 尽管行政手段已经逐步退出了报业资源配置的市场，但是政策门槛还是很高，所以我们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被动选择。无论是选择东北还是西南，都和当时的资源有关。当然，拓展过程中肯定会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到后来就逐步从整个华商报业发展战略上去考虑拓展的可行性。至于两个市场的区别，我觉得我们毕竟是在做报纸，做传媒，虽然各地的情况不同，但基本的规律应该是一致的，共性是大于个性的。 记者：扩张出去的媒体的业务和经营模式是克隆母体呢，还是另有套路？您如何评价他们在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或者说他们是否完成了您当初的设想和计划？ 张富汉：要完全克隆死亡率肯定是很高的，而且也无法完全克隆，因为市场、对手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一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