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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与抉择：进入新媒介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冯若谷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 北京 100091) 摘要：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既是新契机，也埋藏着诸多陷阱：新媒介环境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将面临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以及话语权力结构的嬗变。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自身来说，其媒介生存策略也理应重新选择。在此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须审慎研判，并积极应对。 关键词：嬗变 抉择 大众媒介 新媒介 公共知识分子 Transmutations and Choice: Public intellectual into the New Media Age FENG Ruo-gu (Graduate School,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100091,China) Abstrac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media has always been a critical topic in academia. The advent of new media age means both new chances and lots of concealed traps to public intellectuals. Those intellectuals will confront with the transmutations in the ecology of the social culture an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discourse power. Reasonably, the public intellectuals should re-choose their media subsistence strategy. During this process, public intellectuals are expected to study and judge cautiously and actively.? Key words: Transmutations,Choice,Mass media,new media Public intellectual 美国哲学学者雅各比在其代表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他强调“公共知识分子应该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学者朱苏力通过对国内特殊社会文化因素的考察，认为当下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当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时刻伴随着媒介技术以及媒介形式的不断演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介的生成和发展是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及存在的基础，从语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构成了我们的人类生存方式，而媒介的革命势必引起知识的革命乃至知识分子地位和功能的演变。”[]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变迁，不仅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深刻互动，也会促发媒介环境下话语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在积极回应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介生存策略也应进行相应调整，籍以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构建。 一、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 哈罗德·英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认为：“或许我们可以假定，长期以来对媒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传播的信息的特性，而且，这种广泛的影响最终会建构起一种文明……一种新媒体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 或许我们并不能将媒介技术革命和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归位简单线性的因果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技术的革命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一直处在互相浸染、交叠、变通的过程当中。有不少学者认为，新媒介技术会为个人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勃兴提供动因。 （一）“平权”：精英权威面临威胁 草根化、平民化是新媒介文化生态的核心特质。在数位传播时代，“每一位用户在原则上都拥有平等接收信息和表达观点的权利，大众媒介时代一方独大的信息中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媒介生态结构。”[]新媒介对中心单级传播格局的冲击，实际上是对权威的抗拒和否定。这与后现代文化“消解中心和权威”的核心意旨暗暗相合。 在新媒介技术勃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处在社会文明的中心位置，代表精英文化阶层进行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创造。然而，在新媒介技术广泛推进的背景之下，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地位被日益消解。公共知识分子的权威失去了传统单级传播格局的支撑与保护，被置放在一个空前开放、不断震荡的竞争环境当中。新媒介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