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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 【摘要】：知识分子研究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界可谓如火如荼,话语纷呈。其关注的焦点是知识分子与权力阶层的关系,似乎知识分子就是对现状不满、对权力阶层说“不”的人群。将六百多年前的中世纪诗人乔叟与知识分子相提并论难免有牵强之嫌,成为犯“时代错位”的典型案例。但笔者认为,一味强调社会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品质似乎又明显带有“现代”偏见,至少是一种狭隘的理解。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内涵远不止此,它本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阈。因此,本文试图从广义的知识分子概念切入,结合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英国文学之父”乔叟,探讨体现在他身上的知识分子特质,并籍此论证乔叟具有超越其时代的现代性,反观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局限性。论文的引言梳理了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分类,指出广义层面的知识分子,通常具备高度的智力水平、知识优势和理性倾向。但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发展将这一广义概念逐渐狭义化,原本中性的词汇由于历史的原因带上“贬义”的色彩。但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从关注个人特质转向探讨社会属性,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非功利性,特别是他们对权力、对现状所持的“对立”姿态。本章从广义层面的知识分子特性,即个人智慧入手,论证乔叟在文学和世俗世界中的博学和智慧,足以将他归入“智者”(anintellectualman)名列;继而结合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的社会关注要素,探讨他的社会属性,论证其成为现代意义知识分子(anintellectual)的可能性;并引出本文即将探讨的知识分子特质的三个核心要素:社会批评、启蒙和智慧及其相应的篇章安排。第一章从现代知识分子概念中强调的社会批判角色与中世纪传统知识分子对王室的进谏、辅佐角色两方面,探讨作为宫廷文人的乔叟在愉悦王孙、谏言献策或是批评说教多种职能之间的转换与尴尬。通过细读《坎特伯雷故事》中“梅勒比的故事”,论述乔叟运用“镜鉴文学”体裁写作的原因,是巧妙地隐批评于劝告中,是在模糊个人立场的表象下,传递自己的声音。“镜鉴文学”传统不是影响他文学创作的唯一因素,而是与他本身的社会角色共同决定其文学选择。诗歌中的主题、风格、体裁选择以及对经典文本的取舍、改编都有一定的社会缘由。宫廷诗人乔叟不是纯粹的辅佐者或批评者,却在某种意义上兼扮两种角色。第二章延续前一章中文学与社会语境互动的研究范式,在综述和分析当时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讨论乔叟的社会位置对他作出社会评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虽然乔叟的作品中弥漫着观点并置、词语闪烁、回避或淡化社会事件的特点,因而对它们的解读不可避免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但写作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文学文本的产生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与简单的文学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两者之间不是镜子般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而是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本章在讨论“女尼的教士的故事”时,比较了乔叟与同时代诗人或编年史者对1381年农民起义的指涉或描述,探讨乔叟对农民可能持有的同情和对社会阶层界限的模糊化倾向;之后,分别就乔叟在作品中对妇女和教会人员的刻画进行分析。论文选取《特洛伊斯和克里希德》中“不贞妇人”克里希德和《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夫人为研究对象,指出乔叟对两者的圆形塑造和拒绝对他们作简单的道德判断,实际上已超越了中世纪盛行的“唯道德服务”艺术观,同时也骚动了传统的父权观念。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现代知识分子“搅局者”(disturber)的角色。选取《坎特伯雷故事》中女修士、赎罪僧和牧师三个典型,论述乔叟对当时教会问题的关注。论文指出,对女修士世俗生活的温和嘲讽和对赎罪僧恶俗嘴脸的描绘,乔叟延续了一贯的不动声色风格。但是他对作为教会典范的牧师形象的理想化塑造,衬托了其他教会神职人员的腐败堕落,流露出诗人的不满。因此,本章通过分析乔叟在作品中对社会事件、妇女命运和教会问题的关注,论证乔叟承当社会批评者,或者至少是社会评论者的知识分子特质。第三章重点探讨了体现在乔叟身上的启蒙精神及其所作的努力。首先,论文重申乔叟宫廷文人的多重角色,指出乔叟不是一个纯粹取悦王孙的朝廷弄臣,也没有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的公开对抗性;但他的诗歌寓教于乐,完美地将审美与教益相结合,诗歌中呈现的启蒙精神更从另一维度体现了他的知识分子特性,而这种启蒙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与“权威”(theauthority)和“权威文本”(theauthorities)的协商中。然后,论文厘清启蒙与权威的关系,并阐释中世纪权威概念独特的双重涵义,继而论证乔叟在对待权威问题上的巧妙和悖反:一方面,他是运用各种权威文本的好手,通古博今;另一方面,他对权威文本的权威性并非盲目信仰、完全臣服,而是尽己所有,为己所用。在诗歌创作方面,乔叟通过对各种权威文本的翻译、改写和创新,确立了自己在文学领域的权威地位;在对待性别权威方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