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模式”.docVIP

——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 摘要：就市民社会研究而言，“生存性智慧模式”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由于统治体系内部的利益分化、政府失灵，特别是统治体系本身的“理性有限”和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的实践运行，市民社会组织有可能在当下的分类控制体系中“未意图扩展”，进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符合“中国理想图景”要求的市民社会发育及民主转型模式。 　　关键词：市民社会研究；分类控制体系；未意图后果；生存性智慧 　　 　　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尤其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组织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因此，要深入探究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市民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讨论。我今天的演讲就打算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不过我想把我的演讲重点主要放在批判性的维度上，即对中国既有市民社会研究理论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就此而言，我将从三个方面论述：第一，对中国既有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做一番简要的概括；第二，对这些理论模式，尤其是其间的“分类控制体系”模式和“行政吸纳社会”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后，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思考，即关于“生存性智慧”模式的初步建构。 　　 　　一、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理论模式的简要总结 　　 　　我们知道，1989年以后，奥斯特加德（Clemens Stubbe Ostergaard）率先使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理论模式”来解释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实践。[]1990年代初期，主要在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我本人的推动下，当然也与当时特定的制度背景（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正式启动）相呼应，“市民社会理论模式”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主流解释模式。[]大约在2000年前后，“第三部门理论”开始出现；此种研究范式主要关注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部门”（亦即社会领域中的社会组织），并认为第三部门具有相对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特优势，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上述三种理论模式中，“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被认为属于主流话语。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在当代中国并不存在“不受制于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1][28]，因此西方化的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一开始就面临着一种深层的解释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论者后来要么放弃市民社会的理论模式，转而诉诸于“法团主义模式”或“社会中间层理论”等理论模式来解释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要么在修正经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下阐发各种观点，如“准市民社会”、“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state-led civil society）（Frolic，1997）或“第三领域”（黄宗智，2002）等理论模式。[] 　　然而，正如康晓光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以上述几种理论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目前仍处于“局部观察阶段”，即个案研究较多且较为深入，但第三部门整体的研究却较少且较为浮浅。也正是这个原因，康晓光等论者又先后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模式和“行政吸纳社会”模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康晓光等论者所提出的上述理论模式，大体上代表着中国市民社会整体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二、对上述市民社会理论模式的反思和批判 　　 　　早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特别是在2006年发表的《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等论文中，我就对上述各种理论模式，特别是我早期所主张的那种“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反思。[]我的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被简要地概括为如下几个基本要点： 　　第一，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拒斥一种我所谓的“学术消费主义取向”。众所周知，市民社会这一观念基本上是西方历史经验与理论总结的产物，在中国并未存在过直接的对应形态。因此，我们所做的中国研究就必须时刻警惕并拒斥那种“学术消费主义”取向，而所谓“学术消费主义”，在这里主要是指不加批判和反思地就把“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套用到中国社会的分析之中的倾向。当然，就此种“学术消费主义”形式言之，它在相当程度上乃是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特征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学人所构成的一种压力性示范而导致的结果。 　　第二，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拒斥一种我所谓的“前反思接受取向”。如果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成果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前反思性接受”的趋向：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普遍忽视了对于一个更深层问题的探讨, 也就是对支配中国论者在将市民社会作为中国发展具体道路加以建构所赖以为基础的思想框架及其隐含的预设的探讨。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概括为“现代化框架”。这一点在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的主要表现是:（1）论者们认为，西方发展的经验乃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