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现代学术观念形成.docVIP

试论顾颉刚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 袁 忠 东 《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古史辨派”的首领。他的许多古史论点虽有疑古过甚的不足，但他彻底推翻了经学的神圣地位，使当时人们的头脑得到一次解放。从长远的观点看，顾颉刚做值得人怀念的，恐怕还是他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理的熬请和开拓门径的兴味。他“决不以学干禄，亦不曲学阿世，或屈学从政；也不随波逐流，去搞‘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假汉学或假科学。”①他所确立的现代学术观念给中国史学界以深远影响，以至于余英时称他为“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②顾颉刚与其他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不同，他一生从未出国留学，他的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更具本土内生性。因此，对他的研究更能揭示出中国学术观念发展的思想历程。 顾颉刚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学教育，头脑中灌输的也是一套传统的学术观念。这种学术观念的核心，在学术价值观上表现为“文以载道”与“通经致用”的现实功利倾向和业余自我娱乐倾向的对立统一。传统社会是小农——官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人唯一的职业趋向就是“入世”进入权力系统中，实现士人与仕人的角色合一。此时学术的目的在于“维系民心，经国治邦”，学术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政教之附庸。研究的宗旨也是为了“明道”“护教”，为了阐明万世不易的经学原则和资治之道。对学人个人来说，入仕做官，可以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权势，伴随而来的则是个人与家族的富足与荣耀。在这里，学术是作为进入上层社会的敲门砖，而不是以文化创造为目的存在的，学术的求真性和独立性被现实政治的功利性所包融、抹杀。与这种外在致用性相反，一旦仕人官场失意，退出政坛、避世于田园山林之中，学术又会成为失意文人填充失衡心理的玩物，成为象牙塔里的智力游戏，看似具有纯学术趣味，其实也同样取消了学术的独立性。这两种对待学术的倾向都导致学术求真与致用关系的割裂与对立，而又在同把学术到作满足士人学术之外目的之工具意义上统一起来。顾颉刚原先对待学术的态度也是如此。一方面他认为学问的目的首先应是指导现实，“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力去学为的是什么！”③他早年颇受士大夫忧患意识的影响，认为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责任，并没有把文化发展本身当作做学问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性格方面的原因，（顾颉刚从小在严厉的家庭与塾师的教育下，身心没有健康发展，形成内向、不善交际、柔弱的性格），顾颉刚又把读书做学问视为化解、逃避现实压力，追求内在自由与心灵平衡的工具。 很明显，学术自身独立地位和自我发展原则的丧失，必然导致学术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也造成学术视野狭窄。传统史学内容仅限于政治领域，反映的多为政局的变迁，王朝的更替。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被排斥在学术关注之外，不是被视为“雕虫末技”不屑为，就是被认为“野蛮粗俗”不愿为。学术的现实致用性目的还导致学术沦为个人或政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结果，家学、派学林立，壁垒森严，相互之间毫无宽容之气氛。其各据论点往往基于各自的利益所系，而不是从实际实物出发得出的真实结论，同时，也丧失了检验学术的标准。 这种情况到了近代有了质的变化。 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开始改变原先的社会结构，向多元职业结构的社会转变。文化领域由于大学制度和新闻、出版、教育等新兴职业的出现与发展，开始从政治、经济领域中相对独立出来。学人也不再只拥挤在入仕为官一条生存道路上，而成为了近代知识分子。正如朱自清所说的，“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再只有做官一途，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中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是变成了知识分子。”④学术文化的研究也开始走上了“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的道路。文化本位原则开始确立。经学的神圣地位也由于科举制的终结和民国的建立，最后由于民主与科学观念的兴起而被打倒了。它不再成为指导人生与现实的“安身立命”的先验信条，而是逐渐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脱离，变为了历史资料。“国故”名称的出现，就已表明人们对经学与传统文化的眼光，已由信仰变为研究的态度。顾颉刚1913年入学北大时所处的就是这种的背景。 顾颉刚学术观念的转变是在听了章太炎的课后开始的。章太炎是古文经派的大师，以“开通知识，昌大国性”为宗旨，主张整理国故，倡导以治史的眼光看六经，以哲人和学者看待孔子。章太炎治学的求真原则与顾颉刚原先“跟着兴味读书”的非功利性目的相契合，而更以鲜明、自觉的治学意识为他所承受。过去顾颉刚读书主要是为了一种内心自由的获得与享受，容易陶醉进去，历史文献与他交融在一起，两者之间缺乏一种距离感，历史文献还不是可以客观审视的材料。而当章太炎倡导以求真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治学时，顾颉刚感到对原先熟悉的书籍有了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