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教育思想.doc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王夫之出生在一个武勋世家，到王夫之祖父辈开始败落。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亲、叔父、兄长读书，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以《春秋》第一名高中湖广乡试第五名。这时明朝已经到了存亡之秋，四方不靖，王夫之因此没有参加明代最后一科的会试。随后王夫之积极的投入到反抗满清的斗争当中。1648年，王夫之与好友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 王夫之在研究儒家经典，考察历代政治得失，尤其是在总结明朝覆亡的沉痛教训中，深入思考了教育的作用与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人性论与教育作用 　　王夫之认为，人性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潜在的发展能力，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认识器官的潜在机能，尤其是具有思维能力的“心之官”，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由此，他得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论断。他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他明确提出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不断的生长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日生则日成”、“继善成性”的。人的知识才能、道德观念“非性之本然”，而是后天教育与学习的结果。“人之性随习迁”，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教育为治国之本 　　王夫之考察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为在一个国家中，除了政治之外，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王者之以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他认为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化日衰”，学校教育“名存实亡”，由此他希望“谋国者”能记取这个教训，对百姓除了“宽养”以外，还要施以“教化”。 　　3．“救人道于乱世” 王夫之在教育目的上并不是一般性地主张“学为圣贤”，而提出要造就能“救人道于乱世”的“豪杰”。他认为当时社会需要“荡涤其浊气，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豪杰”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堂堂巍巍、壁立万仞”的豪迈之气。他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就是要求造就出来的人才，虎虎有生气，思想上行动上有不同流俗的振作精神，有远大的胆识，其不近要具有“救世之心”，还要“当思何以挽之”。王夫之还认为“能俭、能勤、能慎，可以为豪杰矣。”所谓俭，就是“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而不节人”；所谓勤，就是“不使此心昏昧偷安于近小，心专而志致”；所谓慎，就是“畏其身入于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为祸福利害所乱。”王夫之论教学过程 　　王夫之用朴素的辩证法，揭示了教与学的关系。他说：“夫学以学夫所教，而学必非教，教以教人学。而教必非学。”就是说，学生学习的东西，就是教师讲授的东西；但学生学习的过程，并不等同于教师讲授的过程。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们是否“自悟”。他指出：“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他认为学生的学习，不是简单地模仿，或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一种自觉的认识过程。教师的作用，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而在于启发学生自悟，使学生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他把教学过程看作是启发学生自悟的过程。他的这一思想，正确地揭示了教学过程的本质，值得弘扬。 王夫之论知与行的关系 　　王夫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既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也不同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又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他认为在人们的认识中知与行各有其功效，又必须相互为用，因此，只有知行并进，才能“知同而起功”，这是认识事物的一条定理。他一方面提出“行可兼知”的观点，强调知源于行，必须从行上检验知识的效果功用，否定了传统教育中那种严重脱离实际、死读书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提出知行相互为用，不能混淆，二者都不可偏废，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的认识规律。 王夫之论学与思的关系 　　王夫之认为，学与思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已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于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就是说，学不独不妨碍思考，相反学识广博将有利于思考的深化。思考也有助于学，因为思考时遇到困惑而感到难以深入，就会促使自己进一步勤奋学习。学与思二者并重，互相促进，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