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上承诺传递迟延制度安排.pdfVIP

合同法上承诺传递迟延的制度安排 叶金强 [内容摘要]法律评价存在着量度之纬，如何让法效果和法评价之量度相协调，是方法论上的核心 问题之一。承诺传递迟延场合下效果与评价关系的妥当处理，需要通过我国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 条的配合运用来实现。由于受要约人的可归责性在 合《同法》第29条中没有获得评价的空间，且该条已 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强度之上，故应当对该条的适用要件予以严格限定，限缩其适用范围。同时，应 将被 合《同法》第29条适用要件排除出去的情形，诸如要约人可归责性较弱，以及受要约人具有可归责 性的案型，置于 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中进行评价。 [关键词]承诺传递迟延；通知义务；缔约过失；效果选择 一、问题的提起 法律效果是体现法律评价的工具，但法评价总会有量度上的差异，不同个案中的法评价在量度上几 乎不可能相同。如何让法律效果有足够的空间来反映评价的量度，便成为方法论上的一个恒在的问题。 对此，不同的法律领域适宜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侵权法领域，赔偿范围的控制可以有效实现效果 的妥当化，其基本的方法包括因果关系的切割，利益保护范围的限定，以及比例责任的认可等。这些方 法可以形成平缓的延展空间，为个案中的法律评价寻得恰当的位置。在合同法领域，法律效果可根据需 要，在履行利益赔偿与信赖利益赔偿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还可在上述两项赔偿范围之中进行调控。 但是过度的调控空间也会诱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从立法层面而言，在法评价的量度可以 确定的场合，反而适宜采取一定方式对法律效果进行限定；[1]而在法评价之量度难于确定的场合，则应 为法律效果保留开放的空间，让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境确定妥当的法效果，此乃不得不为而为之。除此之 外，司法实践中法官还可以根据个案评价量度之不同在不同的规则间徘徊，透过各构成要件的解释可能 性来寻得妥当的法效果。本文以承诺传递迟延为例来展示上述思想在其中的影响。 承诺迟延包括逾期承诺和传递迟延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发出承诺时即已发生迟延的情形，后者则是 指承诺发出时并未逾期，且通常情况下会及时到达，但因传递途中的其他原因导致了承诺迟延到达的情 形。[2]逾期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而对于传递迟延之承诺的效 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9条的规定，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本文受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资助。 刑法中所采用的限定法定最高刑、最低刑的方法，便是此种方式的典型表现。而在合同法中，许多场合下将法效果确定为合同[1] 成立，为当事人提供履行利益保障，从而也设定了法效果的下限。 参见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规定：“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2]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 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 外，该承诺有效。在这似乎十分简明的规定背后却隐含着为学界所忽略的一系列问题：该要约人通知义 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是什么？我国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3]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导致承诺迟 延到达的“其他原因”的范围该如何限定？承诺传递迟延非因其“他原因”所致时，要约人未通知是否即 无责任？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并反思其中的法效果赋予的法律技术安排。 二、承诺传递迟延通知义务的规范基础及其辐射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系参照比较法上的通行规则而制定，[4]其基本规范结构为，以要约 人及时通知义务之履行来阻止承诺适格之拟制。传递迟延之承诺，虽然在发出时依通常情形不会迟延， 但到达时确已迟延，故已不是适格的承诺，不能发生承诺的效力。[5]但依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要约 人若未及时通知对方表示不接受的，该承诺却为有效。显然这里的有效为法律的拟制，已超出要约人 自 主选择的范围，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利益实为要约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要约人及时通知义务 的设定是对到达主义的微调，即在坚持将承诺在途风险分配给承诺人的同时，设定要约人的及时通知义 务以为缓和。[6]而合《同法》第29条解释论的核心问题，即为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 合同法为什么要为要约人附加通知义务呢？有学者认为，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况下，承诺人原可期 待合同因适时承诺而成立，依诚实信用原则，要约人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