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背景下学术明星现象批判.docVIP

　　引言:当代社会的“学术明星”现象 “学术明星”是近两年来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词汇,概括了大众文化时代学术与媒体联手的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以易中天、于丹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走出高校的“象牙塔”,借助于现代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一种大众能接受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传播文化知识,从而在大众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完成了由学者向明星的转变,甚至和“明星”一样拥有众多的“粉丝”。易中天和于丹甚至入选2007年《福布斯》内地名人榜,取得了一个纯粹学者所难以企及的成功,成为家喻户晓的“学术明星”。本来,明星只是“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只是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产物,具有大众化、 娱乐化的特点。而字典上对“学术”的定义是“系统专门的学问,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尤其在中国,学术是代表精英文化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权威性的特点, 这也使得充满严肃性的“学术”和娱乐味十足的“明星”的组合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学术明星”们以其自身的专业修养和广博知识,在学府、市场、媒体之间游走,市场的服务 性和利益的优先性原则使得学术一改往日阳春白雪的严谨,走上与娱乐联袂的双赢之路。这也使得“学术明星”现象从出现之日起就是毁誉参半,与此有关的话题也是争论不休,不断成为社会文化热点。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会出现“学术明星”的现象?“学术明星”有没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该如何应对媒体轰轰烈烈的学术造星之势呢? 　　一、“学术明星”现象出现的原因分析 (一)消费时代背景中的中国式的大众文化孕育着“学术明星”的产生 大众文化，在西方原指大众的文化或工人阶级的文化,本是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形成和发展起来,是西方工业社会或者说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将其总称为“文化工业”。而中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差异,使得中国的大众文化的语意也无法与西方等同。杭之界定说,大众文化指“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所以在中国,来源于传统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真正产生并迅速发展,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规模,并逐渐壮大成为目前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形态之一,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本文将其称为“中国式大众文化”。中国式大众文化从产生之初就受到国际环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是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中晚期的西方社会呈现的是一个消费的时代,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用“物的包围”来概括人们处于一个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之中的社会现状。“为了生产方式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就要不断刺激消费,使大规模消费成为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3](P4)。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向市场化的转型,中国虽然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但国内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工业化程度与西方相差甚远,大众文化的发展不对等现象明显。所以随着国门的打开,借助于经济和媒体的迅速发展,境外工业发达的消费社会里实力发展雄厚的大众文化开始倾泻似的在国内迅速传播,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浸染,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同时随着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的逐渐解体,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开始下落,精英文化也逐渐衰微,渐成曲高和寡之势, 文化热点开始全面转移。“曾几何时,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王朔式的调侃下变得竟是如此的虚弱、甚至虚伪,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在从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4](P25)。而脱离了服务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垒也让大众文化抓住一切机会迅速发展壮大。受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对抗于传统的经典美总体格调的精制典雅、优美和崇高,中国大众文化一般关注当下的生活,定位于体闲娱乐、精神减压或欲望释放上,倡导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引领时尚消费。大众作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同时也被最大限度地启发成为物质消费和娱乐的参与者、互动者,文化中的理性光芒逐渐暗淡,整体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显得相对贫乏。打开电视,通俗片、娱乐片充斥银幕,大众通俗偶像泛滥,选秀等各种热潮此起彼伏,不断挑战人们道德和生理底线。大众文化一度出现浅薄、粗俗的特点,甚至沦为享乐和满足感官欲望的工具。精英文化的振兴和大众文化的反思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大众媒体的垄断化、商业化运作催生着“学术明星” 的产生 关于大众传媒的定义,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