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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治到法治——由世界首富待客说开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接待胡锦涛主席的夜宴上，作为东道主的他，竟只上了三道菜。国内很多人对世界首富盖茨的这种节俭作风盛赞不已，并对国内盛行的奢侈之风进行鞭笞。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借题发挥的因素。据报道，比尔·盖茨宴请胡主席的菜为：前菜，烟熏珍珠鸡沙拉；主菜，华盛顿州产黄洋葱配制的牛排或阿拉斯加大比目鱼配大虾任选其一；甜品，牛油杏仁大蛋糕。（见《华商报》2006年4月18日）了解西餐文化的人都知道，西餐有四个顺序（包括甜品），因此，不管豪华与否，西餐最多只能上三道菜，并在最后食用甜品。另外，以上的三道菜在西餐的标准中早已算是超级豪华的了，而且我认为比尔·盖茨不会也不需要为了做出“俭以养德”的榜样而怠慢了别国的元首。所以，节俭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很理解这种借题发挥，也一样理解由此而引发的国人关于“中国式的”和“美国式的”的对比和思考：在美国，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在接待别国的元首时依旧不改节俭；在中国，一些刚刚富裕起来的“暴发户”死要面子，铺张浪费，还有每年花去2000亿的公款吃喝（这分派到十三亿的公民身上，平均每个人就得花150元来买单），在社会上也是奢侈之风横行。在美国，政府大楼盖的那么矮那么实用；在中国，一个当地学校还属于危楼的国家级贫困县，盖的最高最豪华的就是政府办公楼，与该县的贫困底色格格不入形成对比，犹如“镇县神针”，比较极端的还有，前几年沿海某地法院挪用数千万群众的“保命钱”来盖了一栋价值2.6亿元的“宫殿”办公楼。由此，志士仁人们很急切的呼吁一种“俭以养德”的风尚和道德，近来，社会上对节俭的呼唤也甚是强烈，此起彼伏。其实，从九十年代开始，社会上就出现了物欲的迅速膨胀，这是因为，民众的物质欲望长期以来受到了过度的压抑所导致的必然的物欲反弹，并且愈演愈烈，这与某些政府部门的劳民伤财不可混为一谈。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对这种政府的、民间的铺张浪费的风气提高警觉也是一件好事。然而，有人却将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泛化归结为中国人的道德的沉睡，并进而呼唤中国人道德的觉醒，譬如，网上有一篇吴俊善先生写的文章《中国人需要道德的觉醒》，该文的副标题俨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复兴，我将大声疾呼”。有这种怀抱是好的。但是，如果矢不中的的话，就只能是那句电影台词——“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更不会出现所谓的“进步与复兴”。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中国人难道真的是缺乏道德吗？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不是缺少道德，而是道德太多了，都泛滥成灾了。其实，在儒家的经典文化中浸淫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不管是处在低颓还是崛起时期，从来就不缺少道德。试问：有哪个民族的历史中有中华民族这么多的典籍？有哪个民族的典籍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多的仁义道德？在四书和十三经以及各种各样的残缺不全的被学者们翻来注去、被学子叫来念去的经典破书中，哪句话不是在阐述仁义道德或者为之做铺垫的？哪一个例子不是为了突出“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白了，中国人的道德一直处于过剩的、“供过于求”的状况，以至于“建造”了一间又一间的“泛道德主义”的纸牌坊——依我看，中国有“史”以来真正缺少的非道德而是法制。出现的种种问题，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动不动就呼唤道德，却很少关注法制的建设和发展，从而造成法制的不健全乃至在某些领域的缺席所致。如果说法制是“从细部着手”，那么道德就是宏大叙事——任何一种宏大叙事其实都很难保证行得通，西方著名学者卡尔·波普尔就有“反对大词”一文，对宏大叙事式的思维方式充满了警惕和怀疑。事实也证明波普尔的怀疑是必要的。单从中国的历史文化看，每个王朝并不因道德却因法治而崩溃——道德救不了帝国，法制的混乱和不健全却可以亡朝。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制，只讲道德不讲法制，发展到明朝的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明朝是最讲道德的，自上到下无人不讲，年年岁岁讲，月月天天讲，你讲完我讲，礼仪多得不得了，而且还都是必须的。譬如，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绝对不会犯法；在参加朝廷的早朝之前，所有京官和北京当地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另有，某官员一旦被参奏，不管有理无理，事实如何，都必须“乞骸骨”（即辞职还乡的意思）等等。与此同时，是法制方面的混乱不堪，无法可依，一切都以道德为准绳。体现在税收上，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而是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体现在司法上，有“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这种古代版的 “先定后审”。然而，就是这么讲道德的明朝，却被众多史学家公认为最不讲道德、最残忍无耻。其根本弊端就如历史家黄仁宇先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