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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内景颇族研究综述?? 2007-10-11 00:12:44|??分类： 西南民族文字研究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景颇族研究是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国内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本文拟就近年关于景颇族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专题综述于后，以展示这一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一、社会形态研究　　（一）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研究。关于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景颇族山官制的研究方面，且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华世＠《试论景颇族的山官制度》（《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山官”是景颇族社会组织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种政治制度，其特点为：“官有官种”，只有官种才能当山官；山官均为世袭；供有“拾滴”鬼的山官才是正官；山官与百姓之间有尊卑之分等。该文还就山官的婚姻和丧葬进行了论述。龚佩华、史继忠《景颇族的山官制度》（《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则认为：景颇族的山官制度发展极不平衡，不分时间、地点、条件而笼统地谈山官制度是毫无意义的。该文将景颇族山官制度分为萌芽时期、幼年时期、成熟时期、晚期和消亡时期。该文是近年论述景颇族山官制度的文章中，最全面、最系统的一篇。龚佩华还于198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景颇族山官制度社会研究》一书。桑耀华《景颇族山官问题初论》（《民族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则对传统的景颇族山官和山官制度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第一、凡学术界提及景颇族头人时，都统称他们为“山官”；当涉及解放前景颇族的社会性质问题时，也常用“山官制度”来表述，对此，我是不同意的。第二，景颇族是由于和他们比较接近的汉族，依据其居住在山头的特点，称他们为“山头族”；对他们世袭头人（酋长）则称“山官”，具有“山头人的官”的含义。由此可知，山官是对“住居山头民族的官”这种现象的表述，并不是景颇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专有名词。第三，同样是山官，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地位悬殊很大，有的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有的则是地主、富农的长工。因此，笼统地称他们为“山官”，便不能区别他们各自的阶级属性。至于由此而引伸出来的“山官土地所有制”和“山官制度”，那就更不容易使人清晰地了解它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相适应了。针对桑耀华先生一文，龚佩华《景颇族的山官和山官制度》（《民族学研究》第八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则指出：政治制度与经济所有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应该有所区别。山官和山官制度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任何“形象的俗称”，也不是什么“引伸出来的”名词。该文从山官和山官制度的名称由来、山官和山官制度的上限和下限等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此外，论述景颇族山官和山官制度的论文还有：杨毓才、刘达成《景颇·佤族的部落酋长制》（《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龚荫《景颇茶山有无官种》（《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等等。　　（二）习惯法研究。张福《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道德观及习惯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认为：景颇族的习惯法一方面维护财产的私有制原则，另一方面，原始的道德观起着一定的作用，其表现于习惯法中有较大程度的民主性，但它是随着山官制的发展而演变，原始民主性逐渐减少，而成为维护山官制的法律。许鸿宝《略论景颇族的习惯法》（《民族调查研究》1987年第3期），将景颇族习惯法的内容归纳为：所有权、债权法、家庭法、继承法、民刑法、审理与诉讼、神判等七个方面，而阶级性与民主性的相结合是景颇族习惯法的基本特点。宋恩常《景颇族原始习惯规范的蜕变》（《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则从景颇族原始习惯规范蜕变为习惯法的前提，保护私有财产是习惯法的主要职能、氏族组织及其职能的蜕变、原始等级的法定化、从血族复仇到同态复仇的变化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景颇族的原始习惯规范逐渐蜕变为习惯法的过程。　　（三）家长奴隶制研究。桑耀华《试论景颇族历史上的家长奴隶制》（《研究集刊》1983年第一辑）认为：景颇族社会中的奴隶仍属家长奴隶制的范围，其奴隶来源大体是有钱有势的官家，用钱收买个别百姓去其他地区掠夺，拐骗幼童卖给官家；以及抵债、收养孤儿、赎身、从战乱中得来。奴隶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及家务劳动或作为官家婚娶的礼物。该文还就奴隶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论述。张雪慧《论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家长奴隶制》（《民族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景颇族家长奴隶制发达的显著标志是等级制的形成，分为官种、百姓、奴隶三个等级，等级界限的严格，特别表现在婚姻方面。史继忠《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则认为：景颇族的奴隶制比较复杂，不同地区和不同支系有不同情况。一般说来，国外较发达，国内已经衰萎；景颇支较为显著，其他支系还未发展。　　除上述论文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