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和中国的风俗的区域的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pdfVIP

地方志与中国风俗的区域研究 ——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 齐钊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将惯常被学界所忽视的两篇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 《亲迎婚俗之研 究》与 《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并置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前者的主旨可用亲迎 “三区 论”予以概括，而后者则用婚丧 “四区说”更为合适，两者的研究皆是以地方志为研究材料， 围绕各自的研究主题进行阐述，它们具有诸多的异同之处，对修正和弥补单一村落和社区研究 的弊端与不足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与途径，对丰富关于 “北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认识洞 开了一扇窗口，对我们当今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反思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吴文藻；费孝通；陈怀桢；亲迎“三区论”；婚丧“四区说” 前面的编者按语中提到：“本文是费君用了三年的功夫，经过吴文藻，顾颉刚，潘光旦，王佩铮， 营，确值得向读者介绍”(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4：155)，这就让我们对该篇论文的指导老 师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曾在对其所进行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中通过对诸多材料的考察得出 费孝通此篇论文的指导老师确为吴文藻的结论(赵旭东、齐钊，2011b)。 比费孝通晚一年毕业的陈怀桢的论文原件②则可以看到，在其扉页上清楚地写着该论文的评 阅者是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许仕廉和文学院院长吴文藻。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在判断该 论文的指导老师时有了较为明确的选择对象，而作者在论文“弁言”末尾的一段表述则清楚地 指明其论文的指导老师正是吴文藻，他在“弁言”中这样写道：“本篇之研究，全蒙吴文藻教授 之指导及改正。吴教授于指导之余尚予严厉之批评，及继续研究之方案，作者万分感激，特此 鸣谢!”(陈怀桢，1934：4)。而且和费孝通一样，陈怀桢的这篇论文也被刊登在了1934年第8 卷的《社会学界》上，这无疑又增加了我们对其进行著置分析的可能和理由。 其次，这两篇论文的研究资料都选择了我国的地方志书，这可谓是两者最大的共同点之一。 两位作者皆分别围绕自己的研究主题从当时可以查看到的地方志中找寻相关的内容和材料，费 孝通在他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中是参考和分析了燕京大学图书馆搜集到的全国15个省份207 东、齐钊，2010-127，136)。而陈怀桢则在其《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中运用和考察了全国 20个省份227个地方的地方志书上有关婚丧风俗描述和记载的内容(陈怀桢，1934：46．56)。 为了更加明晰两篇论文所采用地方志的情形，我们对论文中所提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了统计、汇 总与整理，绘制成表一来将两者所使用的地方志的具体省份和数目呈现出来。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亲迎婚俗之研究》中没有涉及到的甘肃、四川、贵州以及 奉天和吉林五省在《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中都得到了关注，也就是说后者在地方志范围的选 取上要广于前者，比前者搜集和查看到了更多的地方志。费孝通在《亲迎婚俗之研究》的第二 章“亲迎婚俗近代之地理分布”中就曾提到因为自己没有找到可供考证的东三省和四川省的资 料，所以对这四省是否有亲迎婚俗就不能确定，因此他将其没有划入到亲迎区也就多了主观臆 断之嫌(费孝通，1999：162)。而陈怀桢对四JII省的考察则告诉我们那里有着亲迎的婚俗，对东 北奉天和吉林二省的考证又告知我们至少那里的汉族与回族会有亲迎婚俗的存在(陈怀桢， 处可能也会具有亲迎的婚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陈怀桢的研究其实在是否有亲迎婚俗这一问题 Ⅲ在《社会学界》第8卷的编者按语中，用了Shirokogorov来指称史禄国，而在《亲迎婚俗之研究》中，费 孝通使用了Shirokogoroff的表达。关于史禄国的原名，费孝通曾经有过说明：“他所出版的著作署名时名尾 不用v而用ff”，具体请见，费孝通，2002，《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7l页。 罾在陈怀桢本科毕业论文的封面上印有的时间是1934年，但是翻开论文扉页则可以看到在陈怀桢姓名下面写 有“民国二二年六月”的字样，这种时间上的不一致就需要我们对陈怀桢到底毕业于哪年作出判断，进一步查 阅文献发现其应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的毕业生，具体请见，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4，《社会学界》(第 八卷)，北京：燕京大学，第310页。 罾其中有34个地方的亲迎婚俗资料是从《古今图书集成》中摘录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