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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视野中的香港文学 黄万华 1980年代中期始，中国内地学术界在。重写文学史”的视野中，逐步意识 到文学史的当代重构性，意在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历史联系的20世 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处于不断调整和深化之中．近年来，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科建设的需要，“打通和分界”也一再引起人们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香港 文学以其自身的存在，不断对内地学术界的文学史研究提出挑战性的历史质疑 和建设性的学术课题，成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出发点。 我这里先举1945年战后至1950年代香港文学的存在价值的例子。 中国内地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向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然而，当我们关注到1945至1949年的香港文 学时，这种分界就受到了挑战性的质疑。 1945年8月光复后的香港，由于恢复了港英政府统治的传统，在国共内 战日益激烈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有包 容性的空间。而在这一空间产生的文学形态主要的并非战时中国文学形态的延 续，而是后来1950年代文学的先声。 战后左右翼文化势力都进入香港，从而拉开了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的左 右翼政治势力争夺香港文坛的序幕。有历史意味的是，当左右翼政治势力对峙 不下时，香港文学会在其。僵持”外的空间获得自身发展；而当政治势力一元 主导时，香港文学就会处于政治化的境地。香港光复初期，文坛左右翼的对峙 较多地受国共两党组织的操控。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势力在香港迅速崛起， 掌握了一大批报刊、书店、出版社、学校，从作者、编者及其共享空间上构筑 了一个左翼文化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上运行得异 常顺畅，几乎主导了此时期的香港文坛。而国民党的文化营垒一时几乎布不成 阵，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在文化组织的经验上无法与中共同日而语，也与港英 当局由于香港治权的归属而对国民党有所警觉、提防有关。这种政治格局使此 419 时香港文学政治化、倾向化明显，甚至成为1950年新中国文学的某种预演。 这种预演的内容首先是左翼文艺政策在香港文坛得到了全面诠释、宣传、 推广。以文协港澳分会名义发表的文章清晰地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置于马恩列宁 的学说脉络中来肯定毛泽东《讲话》的价值，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中的方言文 学、粤语电影、粤剧改革等也被明确纳入“大众化”“革命化”轨道。在中国 内地战争激烈而拖延了宣讲毛泽东《讲话》精神从容、充分的展开的情况下， 香港文坛左翼力量利用香港和平环境的空间有组织展开对毛泽东《讲话》精神 的学习、阐释，将其具体化、权威化、经典化，并由此展开实验、推行革命文 艺政策的实践，为共和国文学形态的形成做了直接的准备。 此时期香港文坛成为1950年代中国内地文艺模式的先声的另一明显特征 是其表现的大批判性和自我批判性。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等文在香港的发表， 预演了日后内地文坛“阶级生死搏斗”的批判模式，而对钱钟书‘围城》等的 批判则是立足于“帮”“拉”的思想斗争模式，其中还反映了左翼文学按照其 意识形态的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努力，相关的价值判断，跟后来第一次全国 文代会作出的“五四”后文学的历史评价，已经相当一致了。同时，广泛、严 厉的外部批判自然演化为自我批判，一些作家对自己创作所作自我反省包含了 日后中国作家自我教育思想运动的全部内容，从坚定为政治服役的方向到调查 研究、丰富生活经验的创作方法。… 总之，在战后初期的英殖民环境中，香港文坛却进行着1950年代中国内 地文学的某种预演，其声势浩大。当时，很有影响的香港四大副刊(《华侨日 报·文艺》、《星岛日报·文艺》、大公报·文艺》、文艺报·文艺周刊》)从 1948年中期至1949年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发表了37篇论文，内容涉及前述 “预演”内容，28名作者则几乎全是左翼文人。1949年前后，二百多位旅居 香港的左翼文化人士北返中国内地，将“预演”的成果带至内地，进入体制。 与此同时，一些右翼文人则陆续南来，他们的右翼倾向主要出于战后个人对国 家体制、民族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较少右翼政治组织的操控。加上港英统治 下的香港整体上并无体制性力量迫使作家政治化，这就使得香港成为我们考察 战后自由竞争环境中中国左右翼文化关系的最重要的窗口。 正是由于此时香港左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