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连营、李永超：公民维权之运动模式宪法学分析.docVIP

苗连营、李永超：公民维权之运动模式的宪法学分析 提要：从公民权利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期和公民维权活动的活跃期。以运动模式频频发生的维权事件，既标示着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正在觉醒、权利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也凸显了公民权利意识勃兴路径变迁的无奈，以及运动模式所隐喻的潜在风险。为了防止悲情的发生，应当思考启蒙的新规则，以弥补或超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界分。 　　关键词：权利意识；维权运动；模式：“合法性”危机；风险 　　作者苗连营，男，1965年生，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永超，男，1983年生，郑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郑州45005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宪政建设研究》（批准号：06BFX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维权渐起——生活世界中权利意识的勃兴 　　社会冲突的焦点正在发生变化。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喋喋不休和迂回折腾行将终结，它正处于受作用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多元的替代性制度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一新冲突的时代背景便是社会转型。 　　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人们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困窘，他们看到法治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缝隙而对政治感到失望，并试图寻求一种逃离制度困境的“诗意栖息地”。于是，他们慢慢觉醒，并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披肝沥胆，特别是底层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热情的高涨，使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冲突的激烈性日渐彰显，引发了运动模式下的一次次维权事件。孤立地考察，近几年所发生的维权事件都有某种偶然性，但反复发生，恰恰说明必然性寓于其中，即：事件的一面是在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失效或被人为屏蔽之后，民生多艰的必然张扬，以及生活世界不得不呈现出的一种极其扭曲却合乎逻辑的反映形态，[当一个社会面临外来挑战和威胁时，随之而来的危机感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经验和活动中被体察到。这是为何将生活世界当成是社会体系的第一线的道理之所在]也形塑了现实社会的“系统化”及“系统”性的诸面相；[“系统”性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源于个体之生活世界，但透过人们集体行动的方式可从其共同意向与目标期望的凝聚汇集中，抽离出具有制度化规模的集体表征。它可能自主化成为一股外于个体，且对个体有制约、规范、指导作用的社会“存有”形式。 　　但其最终目标还是要施诸于个体的生活世界，以“行止”方式来表现]另一面是快速成长的社会力量与体制内的主导性力量，正在形成合力“，唤醒”着民众的权利意识。这像是静悄悄的“革命”一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标本意义。　　但是，如果简单将该类事件贴上“觉醒”的标签，多少有一种夹杂主观情感的惯性想象。事实上，一些群众性事件即使没有引起公众对“法治”的怀疑，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讨论，很难说它们对社会就一定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它引导我们去思考：权利意识的兴起为何是以群体事件等“运动”的形式来呈现？而像公民一样正常地主张权利为何举步维艰？ 　　二、维权运动——权利意识勃兴路径变迁的无奈 　　在法治与宪政的期冀中，我们要告别“百姓”时代，走上“公民”之路。因为民主宪政的建设以及依法治国的推进，需要越来越多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而这需要由以公民权利、公民自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实践来培育，并通过法制完善和公民权利保障的方式来涵养。 　　中国社会已由“制度变迁阶段走向以社会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参见朱国宏、林尚立、张军：《中国社会变迁：反观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于此阶段兴起的公民权利意识要求社会最大程度地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社会公平，而现实中各种矛盾纠纷的调处机制却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缺陷，达致社会公平和正义仍是我们构建和谐生活中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所感悟的正义与法制实践所秉持的正义标准存在巨大差异以致人们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感时，人们便往往会径自采取“自力救济”[台湾学者吕世明认为可以用社会学中“自力救济”的理论观点来解释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导因。所谓“自力救济”是指人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社会正义不能伸张，因而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参见张兆端：《国外、境外关于集群行为和群体性事件之研究》《，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手段。同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直接的、自发的、不系统的、较为零碎与粗糙的社会心理，常常因历史惯性而被继承延续下来，从而沉淀成较为稳定的习惯、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伴随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它们又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情感、态度和信念，并形成褒扬、鞭笞社会现象的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这些评价和舆论，加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备了适宜的社会氛围。维权的运动模式所描述的境况正是民众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怀疑公权力合法性的结果——“合法性危机”的表征。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推演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