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舞伎浅探日本民族性格.docVIP

文化万象文化万象 从歌舞伎浅探日本民族性格 ◎关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6） 摘要本文以歌舞伎为切入点探讨其中潜在的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试图更进一步理解日本戏剧审美性格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歌舞伎日本民族性格 周作人曾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 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可见日本民族 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去粗取精的能力，而作为东方传统艺术 中的一枝奇葩——歌舞伎，在经过一代代舞台艺术家们的长 期探索和创造，现在已发展成为了一种富有独特审美性格的 戏剧体系。作为日本文化的载体，通过歌舞伎我们可以轻探 日本民族的思维脉络、一窥日本民族的思想本质。 歌舞伎始于有史料记载的庆长八年（公元 1603年），当时 在出云地区（现为日本关西岛根县东部）有一位名叫阿国的巫 女创作了一种“念佛舞”，她女扮男装，身穿黑色僧衣，一边唱 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南无阿弥陀佛 ..”，一边敲打着钲，和着拍子跳舞。当时，正是日本内战 结束时期，德川家康开创了江户幕府，人们从舞蹈中感受到从 “忧世”到“浮世”的喜悦和狂欢，且所唱的歌多为当时流行的 时调迎合了庶民的喜好，因而大受欢迎。阿国歌舞伎一传开， 大家都来模仿阿国，这样一来，不仅是能乐和狂言的因素，当 时民俗艺能的各种成分也都渗入进来。后来，木偶净溜璃中 常用的三味线也加入进来，各种艺术成分融合成为了一个有 机统一体，构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态。 进入元禄时期以后，歌舞伎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其中最 具代表的是由竹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等集体创作的一 部改编自木偶净琉璃的剧本《忠臣藏》。取材于元禄十四年 （1710年）的赤穗义士事件。剧本描写足利尊氏将军和他的 兄弟足利直义战胜了敌将新田义贞，成了幕府的最高统治者。 为了炫耀战功，要从缴获的头盔中认出新田义贞戴过的一顶， 善良的小诸侯盐冶判官说他的妻子颜世可以认出新田的头 盔。于是，颜世奉命来朝辨认头盔，幕府的执政官高师直乘机 调戏颜世被拒，恼羞成怒，借口盐冶判官在宫廷拔刀，判以剖 腹自杀。盐冶判官在剖腹时，将自己的短刀交给他的总管由 良之助，示意让他报仇。最后，在由良之助的指挥下，聚集四 十七位浪士，在一个风雪的夜晚，闯进幕府。杀了高师直，为 盐冶判官报了仇。然后集体自首投案，自判身死。 赤穗事件表面上看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其实有着必然性， 是日本社会由私刑主义过渡到公刑主义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日本社会实行的虽然是公刑主义，但实行的并不彻 底，特别是进入江户时代后，做为公刑主义的对立方，“敌讨” (复仇 )制度出现了，据《日本法制史概说》的观点，“敌讨”被限 定在为长辈报仇的情况下，武士需要得到主公的许可等等。 而对报私仇的默许则体现了日本人对社会和人的思考方式： 在由完全闭锁的人伦组织构成的水稻耕作民的社会共同体 中，每个人在认识自己之前，必须认识这个共同体的规范、认 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人 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他们重视存在于现 实中的人伦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重视个人的存在， 在此基础上，他们就只会考虑别人怎样看待他这个共同体中 的成员，所以他们往往忽视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秩序， 只要对他的关系网内的人与人的关系有利，他们什么事都可 以干，从而缺乏从个人角度对道德的认识而且对罪恶缺乏敏 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四十七武士为了报私仇而杀人还被认 为是义举而受到民众的推崇。 当时有儒学者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称赤穗武士 的行为是“不义之举”，是以私怨破坏公法的行为；而有的人则 认为赤穗武士的行为是“忠义”之道的具体实践者，是“前代未 闻，忠义凛凛，有益名教之义举”，并且著书不遗余力地加以称 赞。结果赞扬的一方占了上风，它体现了日本民众的社会价 值取向。日本民族喜爱的主角形象是：他既亏欠了社会的恩 情（为报私仇而杀人），但同事又不能违背名分和或情义（武士 道精神），在两头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最后只好选择一条路 ——以死作为对两者的回报（自首投案，自判身死），这在日本 民众看来是最好也是最完善的回报方式。像这类故事在其他 文化体系中，大抵是展现命运的残酷与无常，但在日本，这种 思想却成了启发人民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教育题材。主人 公在尽全力完成他所担负的某种义务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尽 到其他的义务，到最后，他又必须补偿被他忽视的道德，并对 此做一次总的清算。 出于岛国资源匮乏的地理因素和自古以来对于生存的思 考，日本民族总是执着于探讨人如何陷入两难境地，如何陷入 “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之中：因为过 于注重人情而忽视了义务，所以主人公遭到失败；因为尽忠， 所以不能尽孝；因为情义太重，所以无法遵循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