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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动人口犯罪追诉的立法建议 作者李军民律师(个人网站)检察机关诉，追犯刑事责任的行为由于人户分离现象严重、流动人口群体庞大，实有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底数不清，实有房屋特别是出租房屋变动频繁，公安管理普遍存在的“流出地公安机关管不到，流入地公安机关管”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察院、司法部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对罪该逮捕、判刑的流窜犯罪分子，原则上由抓获地处理。流出地和其他犯罪地公安机关应负责向抓获地公安机关提供有关违法犯罪证据也就是在依法管辖的基础上，各地公安机关之间要做好沟通，其他公安机关配合办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力求快速有效地打击犯罪。 （二）羁押率高，羁押时间长 在刑事追诉中，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有力武器。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种强制措施的强制性和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的限制程度是依次递增的。其中又以拘留和逮捕最为常用。而羁押，则是公安司法机关依法适用拘留、逮捕等暂时限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相应结果、状态。 强制措施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其性质是一种诉讼保障机制，不具有惩罚性，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能使用。而且，公安司法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综合考虑其人身危险性、潜逃可能性、执行可行性等诸多因素，按照比例性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特别是在办理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主观上均存在构罪即报、构罪即捕观念，造成犯罪在诉前几乎被羁押。近几年来，检察机关对外来犯罪嫌疑人的批捕率维持在９７％左右。固定的社会关系、稳定的工作单位，脱保一走了之，有的换了手机号，有的用的是假身份证，给公安机关追逃带来很大难度。147人，取保候审63人，外地户口161人，取保候审12人。此外，因身份查证工作时间长导致长期羁押的现象也不容忽视。流动人口涉嫌犯罪的，侦查机关需要查明其真实姓名、住址，随卷附送户籍材料。但侦查机关不可能对每个嫌疑人都前往其原籍地调查核实，而是通过系统内部协查解决。协查不仅受通信条件所限制，还受制于协查地公安司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一些案件因此久拖不决。 （三）法律援助稀缺，辩护权利有名无实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案件起诉后，人民法院至迟在开庭前十日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指定承担法律授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未成年人或者盲、聋、哑人犯罪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虽然刑诉法关于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但实践中，涉嫌犯罪的流动人口被追诉后，委托律师辩护的比例相对较低，其辩护权很难得到有效地行使。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流动人口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上文分析了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涉嫌犯罪的流动人口虽三教九流，“成分”复杂，但是他们有个普遍的共同点，那就是，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涉嫌犯罪的流动人口大多家境贫困，本人拮据，往往是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不惜以身试法。据有关调查，一些地方流动人口罪犯入狱时钱物平均价值不及本地罪犯的十分之一，甚至身无分文。而聘请律师必须支付报酬，且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律师费用相对较高，一般案起价也要三、五千，对多数来自农村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来说往往是一笔天文数字，根本无力聘请。二是司法程序运作效率的制约。刑诉法和相关规定虽然对刑事诉讼的程序运行的期限及方式做了规定，但是诉讼程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现实阻碍。比如羁押被追诉流动人口的看守机关的信件交寄不及时往往导致被追诉人无法及时得到律师的帮助。流动人口被羁押后，一般只能靠亲属朋友出资聘请律师。因家不在本地，一般只能通过书信联系。书信寄出和收信必须经过看守机关，而一些看守机关对被羁押人的信件是一个月集中寄发一次。家人收到信件后，还必须想方设法筹集一笔钱请律师。可想而知，从家人见信到筹钱再到聘请到律师，一般都需要一个月以上。经过这段时间，案件往往已过侦查阶段，有的甚至已过起诉到了审判阶段。因此，被追诉流动人口的委托律师辩护权在侦查起诉阶段基本上被架空了。辩护权利根本无法得到行使。 律师担任辩护人，他们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诉讼经验，能较好地发挥维权作用。但由于上述原因，流动人口涉嫌犯罪后很难聘请律师行使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