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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复杂的社会结构：江村调查 一.江村 “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之一 江村调查是费孝通和王同惠1935年12月在瑶山立志研究“中国社会的组织的各种型式”的第二个类型．第一个是瑶山。从1936年1月21日，费孝通在广州写给林耀华等人的信上我们可以明了这一点：“她在临死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人相对向着火．还说：‘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能够出版呢，……’我说：‘再等二十年总有一些把握了’”而且，他们已经计划下一个目标。他写道：“我们本已说好瑶山出来，我们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我们现在无法推知，他所谓华北是指哪一部分，具体研究单位将选择在哪里，但．他们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已知的。 王同惠牺牲在广州医院期间．他在整理《花蓝瑶社会组织》的同时，也计划那“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的计划。他写道：“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实现在这世界上。” 从广州出院后，他回到北京．一个月以后，他又离开北京返回江村，开始了被马林诺斯基称为“一个土生上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江村调查，他给《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副刊写了第一封《江村通讯》，副标题为《这次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他写道：“这次研究的动机有二个”，其中之一，便是他在致林耀华信中提到的。“我也在那封信上说过，我愿意在我一生中完成一部《中国社会组织各种型式》的丛书。现在花蓝瑶社会组织已经在我手写就付印，在旬日内可以竣事。我是觉得已经没有理由再滞留在不工作的状态下，所以我就计划着这一研究工作”。 在最初调查的设想时，费孝通也试图以“社会组织”为调查内容——像瑶山调查一样。“我所要研究的是一个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在此之前，他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的研究并没有加以说明，只是我们从他的题目中可以推知，他们认为中国境内是存在着不同类型组织的。如果吴文藻的阐述符合费孝通思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他承认文化在中国是变异的，变异的文化使境内呈多元性，社会组织自然也呈多种类型。如果我们上述猜测是对的，那么以下他的论述则可视为他们关于“型式”的基本构思：“依我们已有知识来说，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并不是一律的。” 我们可以说．江村调查的最初，费孝通已经否认了在中国可以寻求—个标准的．可以反映一般的社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本部并没有一个‘一般的’、标准的乡村社会组织的型式。”因而他也否定了江村可以成为反映中国社会的“—般的”，“标准的”意义。而后来由于江村的调查报告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引起的种种疑义是由于马林诺斯基和Routledge书局所致，非由于作者本人的学术方法所引起的．而该书的中文名字则是与费孝通最初的调查动机一致的。 与他在人体测量中曾经设想的一样，费孝通试图在进行了足够多社区分析之后，再按其特点进行分类，而非人们通常设想先划分类型，尔后在类型中寻求一个典型剖析，即可达到对于全体的认识。阿古什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费孝通不需要解剖“所有村庄”，“正像生物学家只解剖一个青蛙而不是所有的青蛙，就能了解这类生物”⑧。费孝通也没有说过要解剖所有村庄，他只是说：“我们不能回答究竟有多少型式，亦不知道各种型式差别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各种型式之间的关系如何。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实地的观察中先把各地的状态加以描写叙述，然后将来等到这些材料充足之后，再来分别型式。” 无论如何，型式问题已经将我们引入一个十分棘手的理论领域。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回答一系列问题：型式是怎样产生的．是先分型式而后再择样调查，还是“先在各地观察中把各地的状态加以描写和叙述，然后，将来等到这些材料充足之后．再来分别型式”，如果先划分型式，必须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有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自然会使人们更迅速地把握整体。自然科学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分类，至少生物学是这样，而且，这种分类将使研究冒着某种风险：在他分类的时候．必须在典型解剖之后才能明了的结论往往会隐含在最初的分类标准中；如果按照后一种办法，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人们在描述多少例子之后，才能开始分类?正常情况应当是在全部对象分析完后，实际这是做不到的。 分析各种材料，我们会发现：他早期对人种分类研究的某些思想实际在影响着他对组织的研究一—依照一定的地理状态，他们决定从瑶山出来，进军华北便是例证。 二、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在江村调查中费孝通试图在自己的文化中尝试“体察”方法。他写道“第二个动机是出于有些人觉得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用于文化较简单的“野蛮”社区，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化社区的误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事实的本身无所谓‘野蛮’和‘文明’，这些名词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称呼罢了，在民族学是不能成立的。” 在费孝通带着这种设想进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