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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设的一种选择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2)04-0001-06 一 近代以前，本体论一直是哲学的主流。本体论是以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基本矛盾的存在为前提的，整个哲学的发展就是围绕哲学基本矛盾而展开的。其中，所有以“存在”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构成了“本体论”，而以“思维”问题为核心的研究则构成了“认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相互依存的，“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本体论”问题的解决。本体论始于古希腊时代，最初表现为“本原论”或“始基论”，中世纪表现为“神学本体论”，近代表现为“实体论”，在现代则表现为“科学实在论”和“人学本体论”。但不管那种本体论，都是想要对世界做出终极解释，给人生提供终极价值和根本的指导方法。 在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最初用“水”、“气”等范畴来规定万物的本原，他们力图用一种感性存在物来说明大千世界的统一性，这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表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从宗教和神话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赫拉克利特和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家一样，也把世界的本原或始基归结为一种感性存在物“火”。他想要探讨把握这种本原的途径和方法。他与阿那克西曼德不同，不是把产生理解为对立面的分离，而是对立面的结合。这是一个带有极大启发性的猜测。但是，如果人们关于存在的认识只停留在质的直接性中，对对象便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要对对象获得清楚的认识，不仅要认识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要认识对象的量的规定性。与此相应，出现了毕泰戈拉及其学派的观点。当毕泰戈拉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时，他并没有把数看成是水、气、火一类的存在物，而只是把它理解为存在物的必不可少的规定性。但是片面的量的规定性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比片面的质的规定性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比片面的质的规定性所遇到的困难更少些。对古代人来说，直接经验的范围几乎就是认识的范围，间接性的东西也被当作直接性的东西。到此为止，关于本原问题的讨论，出现了“质”和“量”、“一”和“多”、“直接”和“间接”的矛盾。在直观经验的范围内，人们实在找不到把“一”和“多”统一起来的好办法，而实践又要求人们必须使两者统一起来。这引起了爱利亚学派对“存在”的最初反思。这表明，从神话分化出来的哲学世界观，现在又企图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要求获得进一步的独立性。但是爱利亚学派的思想家们仍然没有把“存在”和“存在者”区别开来，他们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能够设想的东西与能够存在的东西是同一的”(注：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3页。)。高尔吉亚看到了认识活动中的基本矛盾是一般和个别的矛盾，同时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而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使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更加明朗化。 由此，对世界本原与始基问题的讨论，经过对“存在”的最初反思，变成了本体问题。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说：“各种事物有它自己牢固的本体，这种本体不是相对于我们的东西，也不会由于我们的想像力而动摇不定，而是在各种事物自身中，并和它们自身固有的本性有关的。”(注：柏拉图：《克拉底鲁篇》页D-E。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7页。)柏拉图把这种共同的本质绝对化变成了绝对的实在，即理念。理念是真正独立的，是一切可感事物的原因，可感世界的某物之所以是某物，只是因为它分有了理念。但理念论在理论上矛盾重重，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到底有多少种理念，感性事物又如何分有了理念，怎样才能认识理念等等。对这些问题柏拉图本人讲得并不清楚。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虽然并不深刻，却相当中肯。他指出，当柏拉图想要寻求我们周围事物的原因时，无非是在感性事物之外加上了同等数量的同名的理念。不仅什么问题也回答不了，反而增加了困难。亚里士多德相当清楚地看到了柏拉图的错误在于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把一般独立了起来。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重新全面地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而且他清楚地意识到，科学所要把握的都是一般。不过不同的科学所要把握的是不同的一般罢了。在他看来，既然关于健康的一切事物可以有一门科学——医学来研究，那么关于所有的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应该有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而且应该是最高的一门学问。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这门学问就是要追问“存在”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它(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61页。)。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也是混乱的。他在《形而上学》中指出，虽然各门科学都在寻求存在的原理和原因，但是，所有这些科学都割取“存在”的一个特殊部分加以研究，而不是单纯地研究“存在”。不是研究“存在者”的“存在”，它们对自己所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