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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贿赂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刑事司法学院 郭泽强 贿赂犯罪随着性质的发展，手段发生变化，对抗检察的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如何来进行惩治，也是一种课题。 新型贿赂犯罪的分类 （1）在行为主体上，均表现为有对合的双方，其中有一方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 （2）在行为的主观方面，行为双方都是明知对方行为的动机与目的，但都刻意追求行为结果的发生。行为的接受者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要。 （3）在行为的客观方面，都表现出有一个与国家权力交换的过程，只不过用于交换的标的和对价存在差异。 （4）各类行为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客观要件非典型性的贿赂犯罪 其客观要件不完全符合刑法的规定，有的没有明显的收受行为，有的则并不收受财物。 2.主体要件非典型性的贿赂犯罪 收受贿赂主体与为他人谋利主体出现了时空交错。 3.主观要件非典型性的贿赂犯罪 此类情况多发生在案件查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为自己作的辩解：受贿款用于工作甚至公益事业。造成了查证难、定罪难。 新型贿赂犯罪的特点 1.贿赂手段间接化、多样化 2.受贿行为隐蔽化 、期货化 3.权钱交易市场化特征明显 4.贿赂主体更趋群体化，”窝串案”现象突出 一、理论的铺垫 （一）贿赂本质的解读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地位 （三）受贿罪主体 研究 （一）贿赂本质的解读 1.何谓贿赂，贿赂的范围认定 2.性贿赂问题 何谓贿赂？ 贿者，财也；赂者，遗也，赠送。 私赠财物而行请托 准确界定贿赂，必须考虑传统文化与现实国情。 .性贿赂问题 对于性贿赂是否构成犯罪，引发实践争议。 我们认为，暂时不宜入罪。如果真的将“性贿赂”行为犯罪化，司法实践中会出现两大难处：取证和量刑。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地位 到底是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而且有无必要规定。很多人认为应该取消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如何看待上述争议？ 为他人谋取利益，客观上是衡量这个行为是不是权钱交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个要件，就很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是不是受贿 。 （三）受贿罪主体 研究 1.国际刑事立法中的受贿罪主体 2.国外刑事立法中的受贿罪主体 3.我国港澳台地区刑事立法中受贿罪主体 4.我国受贿罪主体的刑事立法发展 国际刑事立法中于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了，《公约》将公职人员作为受贿罪的主体 。 国外一些代表性国家的刑法典大多将受贿罪的主体界定为公职人员或公务员或公务人员等，其含义基本相同。这与《公约》的规定有所相似。但是就具体而言，其公职人员的具体范围也有所不同 香港：鉴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立法十分完善，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现行香港刑法中的公职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和涉及合约之受贿罪的主体限于公职人员，即公共机构的人员。 《贪污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采取并列规定的方式将1979年《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现行1997年《刑法》又对之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将受贿罪的主体缩小至国家工作人员，删除了《补充规定》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但是《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做出了解释说明：“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中“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描述似乎对于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又有一些程度的扩大。 此后2000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争论做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即只有在协助政府从事特定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时候才是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修正案（七）》于第13条即影响力受贿罪中又将其主体扩大至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一点可以说是对《公约》第18条的部分借鉴了。 将受贿罪的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是我国刑事立法成熟与发展的标志。但是不难看出，我国受贿罪的主题发展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轨迹运行的：包容缩小——扩大——缩小——再扩大 二、实践的展开 (一) 交易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二）干股分红问题 （三）赌博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四）案发前退赃交赃情节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 （五）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认定 (一)交易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正常交易是符合市场价格的获利交易,国家工作人员在交易形式中收取的贿赂是偏离市场价格的差额。如何区分两者之间的界限,关系到惩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