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_0 .docVIP

第八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宋朝法律制度 学习重点： 1、两宋的法律思想； 2、宋代主要立法和法律形式； 3、宋代法律 编敕是宋朝最重要、最经常的立法活动 编敕的地位高于《宋刑统》，但《宋刑统》并未被完全废弃，“诸敕令无例者从律，律无例 及例不同从敕令”，《宋刑统》仍可被适用。 （三）编例 编例是指将原本临时性的具体的案例经过编修程序，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指挥与断例。 1.指挥是中央尚书省等官署对下级官署的指令，对下级官署有约束力。 2.断例是审断案件的成例，断例表现为法律形式时与诏敕一样，需经编纂的程序。 （四）条法事类 南宋中后期立法活动的“条法事类”的出现。 条法事类指的是以公事性质为标准把统编的敕令格式分门编纂的法规大全。它改变了原来所编的敕、令、格、式中，同一类法律关系的法规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中，缺少条理，难以检索，给司法官员的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的情况。 最早的条法事类是《淳熙条法事类》，保存至今的是《庆元条法事类》。 三、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1．中央“二府”与“三司”机构及其相互关系 中央： “两府三司”：两府：中书门下（最高行政机关）与枢密院（最高军事行政机关）；三司：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掌握财权） 2、职官的管理与任用 官吏的选拔 “糊名考校法”，科举考试仍然是宋人任官的最主要途径。宋朝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为了防止科场作弊，宋朝创造了“糊名考校法”与“誉录试卷法”。前者是把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糊封隐没，使阅卷官不知试卷作者；后者是在糊名考校法的基础上，为防止考官辨认考生字迹和剥换卷首而创设，但如何确保誊录过程中与原文的完全一致成了这一方法的最大问题。 （二）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重法地法》：仁宗嘉佑年间，统治者首先出于京城地区安全的考虑将京城开封诸县划为“重法地”，规定在“重法地”内犯罪的，加重处罚。随着地方民众反抗的加剧，“重法地”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各个重要的府、州、军，其量刑也日益加重。这方面的一系列法律称为《重法地法》。 这种在诸法之外针对某一地区单独制定、单独适用的法律，类似于现代的刑事特别法，在中国古代是史无前例的。对于非“十恶”范围内的强盗罪株连家族、没收财产，这是唐律甚至是五代苛法中所没有的。然而不久后即位的神宗完全肯定了英宗的重法，又补充规定在重法地区内的犯罪，不论罪犯本人是否为当地居民，案发是在立法之前或之后，“并用重法”，将 重法的朔及力延伸到立法之前。 “盗贼重法” 强盗罪在五代即为重点打击对象。宋在仁宗前对强盗罪的量刑，一般较五代为轻。神宗后，量刑渐重，神宗熙宁四年，又颁行《盗贼重法》，进一步强化对谋反、杀人、劫略、盗窃罪的镇压。凡犯有《盗贼重法》原定各罪者， 无论是否在重法地内犯罪，都依《重法地法》从重惩处。《宋史·刑法志》载：“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妻子编制千里”，“若复杀官吏，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人身财产和利益，以严刑峻法打击民众的反抗，同时重法地范围逐渐扩大，徽宗朝对结伙强盗加兵剿杀。创定《重法地法》、《盗贼重法》，以非常之刑进行惩罚的做法，不仅是加得了对械盗犯罪的处罚，还打破了正常的法律秩序， 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刑罚制度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然而，刑罚威吓主义并不能彻底地铲除盗贼，反而是愈治愈多，愈治社会愈乱，朝廷不得不稍缓强盗之法，但仍规定：犯强盗贷命者，“并于额上刺强盗二字”。 2．刑罚体系 折杖法：宋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 折杖法对缓和矛盾曾起到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 笞刑、杖刑—臀杖，7-20下，释放 徒刑—脊杖，13-20下，释放 流刑—脊杖，17-20下，就地配役1年 加役流—脊杖，20下，就地配役3年 刺配之法：为了弥补折杖法轻重悬殊的缺陷，宋开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将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时施加于一人，比后朝的加役流更加严酷。它始创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为宽恕死罪之刑。宋太宗时遂以“刺配”为常法，滥加施用。 凌迟：也作陵迟，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残害肢体再割喉管，使受刑人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刑罚，是我国古代生命刑中最为残酷的一种执行方法。它先起于五代，法定于宋。北宋中期凌迟盛行，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明确地把它与斩、绞一起列人死刑之中。以后，元、明、清三代凌迟之刑沿袭不变。 陆游的《渭南文集·条对状》中曾写道：“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