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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视野中的农地问题：多元价值取向之惑与求解 摘要：关键词：；；； 价值取向之一：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 财产权制度是民法的基石，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作为权利而言，其法律保障至少包括法律的确认和救济。在农民中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当问起“土地归谁所有”时，60%以上的农民毫不犹豫地回答“归国家所有”，他们认为自己所承包经营的毫无疑义是国家的土地。对于自己拥有财产性权利的集体土地居然认为是国家所有，其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从权利确认的角度看，《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仍然需要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和互换应当经发包人备案，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则需要发包人同意，并且转让人要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准确判断“承包人是否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困难的，因此该条在现实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进而言之，法律的这一规定，其结果只是使发包方可以以判断承包人是否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为“正当”理由，干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其实只是承包人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的真实反映。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通过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设定的，但这种合同关系并非通过市场机制形成，而是带有强烈的行政性。发包人的意志对于合同的内容起主导性作用，发包人往往可随意确定合同内容，承包人只能在合同上签字，而少有协商的权利，这样的合同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必然失衡，且该合同中往往还赋予承包人一些行政义务，承包人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护。从承包人法律救济角度看，实践中，承包合同还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治理农民和农村事务的一种方式；中国法院198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后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明确纳入受案范围，但法院的着眼点并不只是解决纠纷，而是试图通过对合同纠纷的处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和加强对农村和农民的治理。不难看出，法院对承包人的权利救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治理术，而非一种法律保障方式。尽管对于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给予物权保障，法学界已经没有异议，但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并没有完全实现，学者们强调保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代表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并希望这成为土地立法的价值取向也就不难理解了。 价值取向之二：化解区域差异 我国是一个非均衡的庞大国家，不仅城市与农村存在非均衡的现象，同是农村，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而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尽管立法者试图照顾到各地区的差异，但事实上要求在一部法律中兼及差异巨大的不同地区，对于立法者而言，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以土地的保障功能为例。土地的保障功能是以人均占有一个最少量的土地为基础的。如果我们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脆弱的农业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必然迅速造成地权的集中，一部分乃至相当部分农民不再有最少量土地的保障。这些人可以流落到城市打工，但这些到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太多，以至于他们所得报酬不足维持生存之需，而他们以前遥远故乡的土地已经卖出去了，他们的根没有了，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民”。流民的生活肯定很糟，不仅他们生活很糟，而且城市的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再好。这是学者论述我国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一般思路。但此思路在我国相对发达的东部农村并不适用。以江浙为例，苏州市7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领域；无锡市148万个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70%；绍兴县64%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张家港市有超过80%的农户和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在江浙的语境下，再谈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有点文不对题了。当下所谓的农村土地问题更大程度是中西部的农村土地问题，尤其是中部。中西部农村土地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土地本身带来的收益很少，而大量的农村人口不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去，较多的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分配较少的剩余（农业生产总值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20%），必然带来土地本身的不值钱，发达地区土地的增值靠的是二、三产业的推动，恰是因为发达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占据了全国市场，使中西部发展二、三产业困难重重。中西部一般农村的土地带不来丰厚的收益，但中西部大量农村人口不可能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些很少的土地收益就必须养活转移不出去的大量人口，让这些转移不出去的人口可以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凸现出来。《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抵押。对于承包土地使用权能否抵押语焉不详。这些规定毫无疑问都是立法者在强调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但从逻辑上讲，对承包土地使用权抵押限制的规定，很难认定其合理性。抵押和转让同属于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转让的结果是承包人现实的失去承包土地，而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