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的运用及民刑结合之设想.docVIP

不当得利的运用及民刑结合之设想 【内容提要】 我国《民法通则》对不当得利已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操作案例当中，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案件，因原告需证明的“被告无权获得”或“双方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属于消极事实，很难通过证据直接证明，则导致举证难而败诉，笔者曾将不当得利案件以“侵占”或“盗窃”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取得效果不一，设想如不当得利被认定后，再依据生效判决以“侵占罪”向法院自诉，追究不当获利方的刑事责任，本文即对该设想进行分析，民刑能否结合的运用，以更好的综合运用民事分析法和刑事分析法。 【关键词】 不当得利，消极事实，举证责任，侵占 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这一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在实践运用起来受限制，当追究民事责任受限时，是否能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需严格界定该行为符合刑事罪名的构成要件，即刑法第3条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也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所以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却与刑法规定的侵占罪“擦肩而过”，此时民事上的不当得利视乎与刑事犯罪是各行其道的，但在具体案件实践中却存在冲突和分歧，某些行为游离在不当得利的与刑事犯罪之间，笔者从自身亲办的两个案例来分析在运用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时遇到的诉讼要点，以及能否民刑结合或者民刑转换的运用，使当事人的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无法得到保护时，从而追究不当获利人的刑事责任。 案例：吴小姐与游先生为男女朋友关系，2011年的某日，因吴小姐事务繁忙，便将自己的银行储蓄卡交给游某，并把身份证和密码给游某，委托其代为转付房租，游某持银行卡到银行帮吴小姐转付房租后，见回单上显示了账户余额有60余万元，便将账上60万元转至自己账户上，并将银行卡交还吴小姐。某日，吴小姐到银行取款才得知账上余额只剩2万余元，遂电话联系游先生，游先生说分手，并承认60万是是自己取走的，称该60万元是当时两人一起开店(严重亏损)的补偿，自此，游先生携款离去。吴小姐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认为这属于侵占罪，不属于公安机关直接立案范围，告知吴小姐到法院自诉，于是吴小姐再以侵占为由到法院直接起诉，法院却认为是否构成侵占应当由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予以证明才能立案，再次将该案推脱给公安，不予立案。无奈吴小姐只能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将游先生诉至法院，最后法院认定游先生无正当合法理由占有吴小姐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判决本息应予一并返还。 但同样有这么一个案例，也是一对男女朋友(在此称呼女朋友为张某，男朋友为刘某)，1999年的某日张某将一张存有8万元的储蓄卡连同密码和身份证交给其男朋友刘某，让他帮忙取现15000元，在1999年的时候对于刘某来说8万元是笔大额款项，便起了歹念，将8万元全部取走后逃逸。张某立即报案，公安以“盗窃罪”立案，并展开追捕侦查，该案历经12年的追捕，公安于2011年在一次清案行动中，在重庆将张某抓获，并押送回福州羁押，公安向检察院报批捕时，检察院对本案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时犹豫不决，认为这属于侵占，应当由受害人到法院自诉，但最后经批准，该案以15000的款项为侵占应以自诉处理，另65000应认定为盗窃同意批准逮捕，最后法院判决刘某有期徒刑7年。 从上述两个类似的案例来看，暂且不说2011年和1999年人民币的贬值，在2011年“取走”60万元，承担的仅仅是民事责任，甚至是在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无法执行，一份60万元的胜诉民事判决书对受害人来说苍白无力，获利人仍可在外挥霍着这60万元，而1999年“取走”8万元，除逃匿了12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还得处处躲着公安机关的通缉追捕，最终抓获被判7年有期徒刑，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的行为，却有截然不同、天囊之别的法律后果及责任呢?是上述两个案例其中有一错判，还是我国法律赋予了权利人两种权利任由权利人选择之一均可?笔者认为，在同一种类的案件事实当中，或多或少会具有多重属性，也常常涉及多项法律关系，以不同的法律规范为指导归纳、评价案件事实，就会得出不同结论。如果运用不当得利无法妥善全面的维护当事人利益，使得当事人失去的利能够追索回来，本文即针对民事诉讼中运用不当得利的受限之处，以及不当得利能否运用民刑结合的方式进行探讨。 一、当事人先以某项合同关系起诉又撤回，再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的，法院该如何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从而做出正确的判决。 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通则》上的规定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条款，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在具体民事活动当中，如缺乏证据证明构成某种法律关系时，当事人往往会引用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去行使不当得利维权，但不当得利的制度功能在于填补其他制度所遗留的空白，这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