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二.docVIP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　　据李所编《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统计，清末之“各省调查报告甚为丰富”，而民国之调查报告“到部者数量虽少而内容精细”。具体而言，当时清末存留之“民事习惯调查报告”竟多达828册(不计重复部分，下同)，除安徽一省可能因多年未加清理、 以致散佚之外，其余各省均有报告资料保存下来;其“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则存有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贵州、奉天、吉林等11省共计53册(其中尤以广东最多，占28册);其“附属文件”亦存直隶、广西、吉林3省“诉讼习惯”4册及修订法律馆调查民事习惯2册(同时还附有江苏苏州婚书格式6件)共计6册。 相比较而言，民国时期所获调查资料则要少得多(当时政局不定、社会动荡乃其主要原因)，各高等审判厅处呈送“民事及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者仅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16省及热河、绥远、察哈尔3特别区共计67册;此外，单独呈送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者仅山东省1册;其“附属文件”则存有奉天省高审厅呈送之“关于民商事奉天省各种单行规则章程”、“现行律例关于民事有效部分”各1册， 及修订法律馆调查员李编呈之“票据习惯参考资料报告书”、“北京商界及银行票据习惯调查报告书”各1册，共计4册。这样，到1926年为止，北洋政府司法部所收集、保存之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自清末迄于民国，不计重复文件，共达959册，其中清末调查所得887册，民国调查所得72册。 　　对于以上所有资料，当时北洋政府司法部已计划汇编成《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一书。由于清末各省所报习惯多属问答体，而民国各省区所取习惯皆为陈述体，故全书拟分两大卷，民国编为上卷，清末编为下卷。据《民商事习惯调查录凡例》(注：该凡例由李撰写，载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以下引文中的标点均系引者所加。)称，该书“分类标准，原拟就各省区所报习惯，察其性质，应归民商律草案目录之某项者，详为编列。旋以整理结果，各省区报告册内所述习惯，按诸学理上之分类，缺漏甚多，际此国势纠纷之会，欲令各省区高审厅调查补充，未知尚待何时故仅立民商法各编编名，分别省县录列习惯，见仁见智，一任阅者之玩索”。这就使得其体例与前述《中国民事习惯大全》有所不同。此外，该书“各则习惯后所录按语均系原报告书中附载之件，凡冠以‘说明’二字者系由编者增加。”此书由当时的司法部民事司编纂(民商习惯编纂室李主其事)，经参事厅校勘后付印。但“因卷帙甚繁，故分期编纂，由司法公报临时增刊陆续发表”。 　　据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司法部整理民商事习惯分期编印预告”，所有调查资料计划分13期刊出：第1 期为《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第2～7期分别为《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上卷(民国时代)：“卷之一民律总则习惯”、“卷之二物权习惯”、“卷之三债权习惯”、“卷之四人事习惯”、“卷之五商事习惯”， 第8～12期分别为《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下卷(前清时代)：“卷之一民律总则习惯”、“卷之二物权习惯”、“卷之三债权习惯”、“卷之四亲属习惯”、“卷之五继承习惯”、“卷之六商事习惯”，第13期为《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之“附编(前清时代)：民情风俗”。这13期资料若能全部如期刊出，则今人当可一睹当年民商事习惯调查之完整风貌与成果焉。至为可惜的是，待第1、2两期以司法公报第37、38次临时增刊(亦即《司法公报》第232、242期)出版之后，历史的车轮已滚至1927年底。很快，随着北洋政府的土崩瓦解，整理、编纂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一事亦宣告半途而废。其结果，其中诸多宝贵资料至今仍不知尘封何处。 　　20世纪上半叶对于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的最后一次整理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之民事立法进入高潮的1930年(民国十九年)，其主要成果乃是该年5 月司法行政部将前北京政府司法部所编《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之民国时代之民事部分酌加修订后先行付印，这便是传之今日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至1943年，以后者为依据，中华法令编印馆又编译、出版了《(日华对译)中华民国习惯调查录》。此后，台湾进学书局(台北)于1969年又再次影印、发行了1930年由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印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 　　四 当时之意义 　　从各种史料分析，无论清末还是民国时期，进行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为立法做准备，二是供司法执法做参考，其中尤以前者最为突出。 　　提及20世纪前期之中国立法，人们大约都会首先想到“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注：《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7页。)之类的立法指导方针。的确，从实际结果来看，其立法的主流倾向也无不是西方化，这恐怕是20世纪中国法制的基本格局之一。然而，我们断不能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