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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构建 　　【摘要】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纳入修改后刑诉法程序中，如何构建并完善该项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同时，同时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依法顺利进行获得有效保障，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以修改后刑诉法及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为依据，以审查批准逮捕工作实践为基础，进行制度构想，旨在构建现实可行的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 　　【关键词】审查批捕；律师意见；制度构建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以牺牲人身自由权为代价，从判决前先行羁押1日折抵判决后刑期1日的这种换算来看，不难发现其与刑罚的“同向同质”性。①其适用将对犯罪嫌疑人的实体权利造成损害。从另一角度看，逮捕的适用对侦查、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活动进一步深入，事实、证据可能会发生变化，导致不起诉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甚至宣告无罪，进而发生错误逮捕的情况，错捕又将导致国家赔偿。而实际上，错捕给当事人个人及家庭带来的侵害后果往往是赔偿所不能挽回的。所以，逮捕的适用应该是非常态的，如果其他强制措施能够防止社会危险性的发生，则不应该选择适用逮捕。一、建立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现实必要性（一）客观中立审查，慎用逮捕，减少错捕的现实需要 　　正是出于对逮捕适用的审慎，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应当扮演中立的裁判者角色，全面审查证据材料，听取侦察机关（部门）和犯罪嫌疑人两方面的意见，进而做出公平、公正的决定。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虽然侦察机关（部门）应当将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查明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审查批准逮捕部门进行审查，但事实上由于侦察机关其追诉职能使然，往往在侦查活动中注重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忽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收集。所以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仅审阅由侦察机关（部门）提供的案卷材料，存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平衡，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适用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以2011年数据为例，全国检察系统批捕908756人，同比减少0.8%，不批捕151095人，同比增加5%，②但是批捕率仍高达85%。（二）依法正确履行职责，强化法律监督的现实需要 　　一些地区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但由于被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正处于刑拘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收集辩护所需的证据材料，并且多数犯罪嫌疑人知识水平有限，甚至不知法、不懂法，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进行有效的辩护，进而导致决定批准逮捕结果的发生。而犯罪嫌疑人所聘请的辩护律师，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及其有别于公权力机关的独立身份，使其有能力并且也有责任为其委托人进行合法有效的辩护。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由辩护律师提出该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有助于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兼听则明”，能够有效地减少错捕，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三）保证辩护权充分行使，适应新法实施的现实需要 　　在立法层面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律师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由此可见，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我省的一些地区已经展开了试点性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形成统一的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构建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制度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一）合法性原则 　　这是任何刑事诉讼程序都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原则，即在审查批捕阶段，不论检察人员还是律师都要遵守《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突破法律的相关禁止性规定。③如：检察人员在听取律师意见的过程中不得违反《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就律师提出意见的案件是否要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也要根据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由检察机关自行按照内部程序启动，不得因对律师意见存在分歧等原因就轻易启动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不得随意扩大或者缩小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律师提出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