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迷思.docVIP

“物”的迷思 　　摘 要：在晚清中西交锋的时刻，西洋的器与物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中国人认识西方最主要的媒介。琳琅满目的西方器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奇技淫巧、物质丰富的西方形象，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现代的认识中的“物质主义”倾向。晚清那些对于“现代”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作家通过小说揭示了西方物质对于中国的征服，批判了崇拜西洋器物所导致的对于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肤浅理解，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现代化和维新运动的形式主义。 　　关键词：器物；物化的西方；拜物主义；现代化 　　据统计，1897年之后，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西方器物描写，仅仅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新上海》等小说中就发现了诸如：墨晶眼睛、外国色袍子、外国缎鞋、外国缎裤儿等洋货、洋物六十余种。[1]数量庞大的西方器物骤然涌入中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奇技淫巧、物质丰富的西方形象，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现代的认识中的“物质主义”倾向。 　　晚清是中西方碰撞、交流、融合最为激烈的时代，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接接触西方、全面认识西方的机会，即使是那些周游列国的外交使臣、外出求学的留学生、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官员、商人、买办等等，对西方的认识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晚清大多数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往往也仅仅是通过“物”。 　　在晚清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游历者”的形象，作为初次接触西方的人物，他们首先要接受的是一场盛大的西方器物的洗礼，他们对西方器物的新奇体验、复杂感受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西方从陌生到熟悉，从排斥到接受的态度的转变。晚清小说《新西游记》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作者为陈景韩。小说通过续写唐僧师徒被派往西牛贺洲求取新经引出一段故事，记述了唐僧师徒在新文明地上海所经历的种种奇遇，师徒四人对西方器物的惊异体验正是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器物体验的生动写照。小说的第一主角仍然是能够斩妖除魔、保护唐僧的孙悟空，然而在《新西游记》中孙悟空却因其抗拒诱惑的清醒、不知变通的固执、不轻易随众坚持而屡屡受挫，反而是入乡随俗、灵活变通的猪八戒处处得意、顺风顺水，很快适应了新上海的时髦生活。作者也正是巧妙地运用了孙悟空的这种性格，让他作为一个主要的游历者，从其陌生化的眼光中透视那个光怪陆离、千变万化的新上海。 　　在小说中，作者始终借孙悟空的视角来展开叙事，而此时的孙悟空已经不是那个见多识广、无所不知的齐天大圣了，在众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方器物面前，他已有的知识体系彻底贬值，成了一个对现代科学、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的三岁小儿。他既不知道上海地界不能当街撒尿，也不认识通行的洋钱，把隆隆运转的印报机当作了铁灶和风箱，把迅驰如飞的自有车当成是哪咤三太子的风火轮，而电车、电话、电报、电灯也把他弄得头昏脑胀，到底“电”是什么呢？作者不但借孙悟空的游历，向他展现了各式各样的西方器物，也总是借小说中其他角色之口为其答疑解惑。小说中的猪八戒担当了向导的角色，而当街的路人、阅历丰富的老者也时时出现进行补充介绍。整个游历的过程成了一场现代科普之旅，更新的不仅是大圣的知识，应该还有小说读者们的经验体系。而在《新石头记》中，重历人世的宝玉的经历也与孙悟空极为相似，先是在庙中偶然发现了过期的报纸和被遗弃的洋火，接着又见识了西餐和小火轮，然后在上海的客栈偶遇了混世魔王薛蟠，精通于吃喝玩乐的薛蟠无疑是最佳的旅行导游，带领宝玉逛张园、吃番菜，游览制造局……小说的前半部分与《新西游记》非常相似，宝玉所参观的大上海正像一场陈列满了各色西洋器物的博览会，作为晚清中国人代表的悟空和宝玉就在这物的狂欢中认知了陌生西方、感受了现代生活。可以说，“物”是中国人看到西方的第一张面孔，也是中国人认识西方最直接的途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中国自古就有重“道”轻“器”的传统。传统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自省、轻外求，儒家思想中有崇尚“义理”和鄙薄“技艺”的一面，宋明理学更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器物的欲求和对技艺的重视被作为追求“大道”、“天理”的对立面而遭到否定。晚清小说中处处充斥着将西方器物成为“奇技淫巧”的言论也是这种世代沿袭的伦理意识的反映。而近代以来，面对西强中弱的格局，这种传统的伦理意识不断遭到冲击，晚清小说中人物对西方器物的认可、接受、甚至迷恋正反映出对传统“重道轻器”观念的一种颠覆。 　　以《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例，他先是把满街飞驰的自由车当作了哪咤三太子的风火轮，之后在去警察局保释唐僧时，听人说这里有个龙华寺，就以为是自己曾赴过的龙华会，文中写到，孙悟空便想：“明日老孙倒要借了三太子的风火轮，倒要前去看看。”[3]这不经意的一个念头就表现了孙悟空对见过的“风火轮”速度的羡慕，忍不住想要借来一用。因技不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