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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经济风险防范的政策体系 　　【作者简介】 　　陈厚义，贵州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理论。 　　主要著作：《贵州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和两大战略》、《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欠发达地区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等。 　　摘要 以活得更长、工作得更久为改革取向和核心内容的退休政策调整因其生产性、自然性、功能多重性和共担性特征，在发达国家开源节流两条腿走路的老龄化经济风险应对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作用不断凸显。面对未富先老的养老格局和日益增长的老龄化经济风险，我国应该以经济发展适当优先为原则，以退休年龄政策一揽子调整为工具，基于能力和责任界定政府、企业、家庭（社区）和个人等主体的功能和角色，构建积极应对老龄化经济风险的四道防线。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经济风险 退休年龄 四道防线 　　我国人口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因此养老成本也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7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3.26%，比2000年增长2.93个百分点，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经济风险，即养老金成本、老年医疗成本、照料成本增加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扩大。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中国来说，如何更好地防范老龄化的经济风险，应付“未富先老”的养老格局，既保障养老财政的可持续性，又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已经成为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难题。 　　放眼全球，老龄化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老龄化的经济风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持续挑战；而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老龄化成本，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养老金制度改革、调整高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在这些措施中，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具有独特的功能和地位，成为发达国家广泛运用的重要工具。那么，提高退休年龄在老龄化风险防范过程中有何独特性，发达国家采取了哪些退休年龄调整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对中国又有何启示？就此问题而言，本文基于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政策调整的历史追踪与现实剖析进行了探讨。 　　日益增长的老龄化经济风险已成为发达国家无法承受之重 　　人口老龄化并非一个新现象，早在20世纪初期，瑞典、法国等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超过7%，到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特别是一些曾经较为年轻的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龄化明显加速，目前已经率先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从趋势来看，虽然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不一，但各国老年人口将无一例外地增长，预计到2030年，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都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到2050年，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更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特别是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等，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见表1）。 　　人口老龄化加剧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损失（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在财务上就是与老年人相关的养老、医疗、照料等财政支出不断上升（见表2）：2010年，发达国家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普遍达到10%～20%之间，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养老成本都将不同程度地上升，在GDP中的比重普遍达到20%～30%，法国甚至将高达31.9%，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将接近30%；而且，那些目前养老成本较低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韩国等），未来几十年养老成本的增长速度也将加快（特别是韩国，其养老成本将再增长接近3倍）。 　　在总养老成本上升的同时，各国的养老支出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从整体上看，2010年～2050年间，发达国家各种类型的养老支出（如年金支出、老年医疗支出和长期照料支出等）都将持续上升，唯一例外的就是高龄劳动者失业福利项目。但是，不同养老项目支出的增长速度并不一样：2010年，年金支出一般是主要的养老支出项目，部分国家甚至超过养老总支出的一半；由于老年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比年金支出更快，到2050年，老年医疗支出将成为多数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养老支出。另一方面，虽然长期照料支出的相对比重并不高，但一些国家增长异常迅速，2010年～2050年间，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长期照料支出的增长都普遍过2倍，韩国更将超过5倍，这表明长期照料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在持续提升。 　　提高退休年龄：老龄化经济风险防范的重要工具和机制 　　退休年龄调整是一个老龄化风险防范和成本分摊的过程。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老龄化风险，就必须对原有的经济社会体系和结构展开深刻调整和深层改革。发达国家普遍遵循了“既开源又节流”两条腿走路的改革思路：一方面，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养老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改革养老金制度，提高养老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养老金支出。在这些政策实践中，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占据着独特地位，作用日益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