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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关于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进攻。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每日电讯》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国民报》的文章。《电讯》是伦敦一家最卑鄙的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小报。在伦敦的所有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最大。它专门受到帕麦斯顿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攻击我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你一定会收到。 2．“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462]。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一致的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而产生的某种惶惑不安——既然三人成会[注：拉丁谚语，原文是tres faciunt collegium，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译者注]，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注：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清楚地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发表，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应受刑事处分的罪行。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47]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你的一封信[463]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注：卡·福格特《欧洲状况研究》。——编者注]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合众国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464]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诚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不是维斯医生那封信的副本，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我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至于说编造记过簿，那是谈不上的。[465]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注：克路斯。——编者注]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由于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新莱茵报》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字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纽约（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反对我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正式”指控这个词[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只是把它同维斯的“秘密”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谁[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于说工人忘恩负义，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勒维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贝克尔、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乌伦多夫（后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反对你的话或有关你的事。[466] 我没有同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发生过联系”。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早已成为往事，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克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他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你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会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我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两件事情（你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