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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未鉴定如何适用民事法律 　　刘少平 　　一、案情 　　蔡明亮建筑住房，因自身在外打工不能现场打理，遂全权委托其父蔡炳财。于是蔡炳财找到泥工蔡海亮，双方就建房事宜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口头协议：(1)蔡海良负责浇倒房屋的地面和楼面;(2)原材料由蔡明亮提供;(3)蔡海良自带作业工具和雇请帮工;(4)劳动报酬按工作量计付，即1楼为4元/平米、2楼5元/平米、3楼5.5元/平米、4楼6元/平米;(5)作业所需电源由蔡炳财负责提供，电源的搭接工作则由蔡海良完成。于是，蔡炳财通过熟人找到桥东电信支局的负责人,要求在其单位享有产权的变压器上搭电建房,该负责人表示同意。2007年9月26日上午，楼房的浇倒工作全部完成，蔡炳财与蔡海良就建房劳动报酬也全部结清了帐。午饭后，徐水样独自一人来到变压器旁，用楼梯攀爬上变压器，准备把搭接在变压器上的电线拆卸下来，在拆卸过程中，由于徐水样没把楼梯放平稳，导致身子侧动触及裸线，遭电击坠地，于是即刻送往丰城市人民医院医治，2007年10月15日自动出院，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近3万元。出院时的状况是：(1)颈椎骨折;(2)高位截瘫;(3)双肺挫伤;(4)电击伤;(5)多管切开术后。出院当日死亡，未经司法鉴定便入土安葬。经协商无果，于是死者之妻陈仁香诉请法院，要求蔡明亮、蔡炳财、江西省电信有限公司丰城市分公司(桥东电信支局的法人单位，下称“电信公司”)和蔡海良共同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和交通费，共计16万余元。另查明，蔡海良与徐水样系共同合伙人。 　　二、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及归责原则 　　(一)从委托合同关系看,作为受托人的蔡炳财不属责任主体。蔡炳财帮助其儿打理建房事由，是居于父子之间的亲情而产生的一种完全相互信任的委任关系，双方虽没有形成书面委托合同，但两者之间不失形成无偿的委托与受托合同关系。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受托人蔡炳财如果在处理委托事务时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责任，应由委托人蔡明亮承担，受托人蔡炳财不予负担。可见，原告要求蔡炳财与其他被告共同赔偿损失的诉请，得不到法律支持。 　　(二)从承揽合同关系看,作为定作人的蔡明亮不属责任主体。本案死者徐水样是以承揽人还是以雇工的身份参与为房东蔡明亮建房，是双方主要争执焦点。原告主张蔡明亮与徐水样形成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要求蔡明亮以雇主的身份对其进行赔偿;而蔡明亮则认为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承揽人只有蔡海良一人，即徐水样非承揽合同主体。我们不妨分析双方的法律关系，在庭审中已查明，蔡海良在与蔡炳财商谈建房协议时，已告知蔡炳财说徐水样系他的共同合伙人，蔡炳财没有提出异议，事后蔡海良也一直承认与徐水样系合伙人，由此可认定蔡海良与徐水样系共同合伙人，并共同构成一方民事主体。那么，房东蔡明亮与合伙人蔡海良、徐水样究竟构成什么法律关系呢?从蔡炳财与蔡海良所形成的协议内容看，蔡海良和徐水样不只是单纯的为蔡明亮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地面和楼面的浇倒工作为目的;蔡海良和徐水样在人身上与蔡明亮之间依附关系不明显，相反，在工具的使用、帮工的雇请、工作时间和工作进程的安排上，他们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因而认定房东蔡明亮与合伙人蔡海良、徐水样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更为符合法理要求，陈仁香要求蔡明亮作为雇主身份对他进行赔偿不适当。根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房东蔡明亮不属本案的归责主体。 　　定作人蔡明亮的受托人蔡炳财，对死者徐水样是否存在指示过失呢?庭审查明，蔡炳财并没有指示死者徐水样亲手到变压器上去拆卸电源线，相反，死者是在蔡炳财及合伙人蔡海良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电击伤，可见蔡炳财不存在指示过失的问题。又是否存在选任过失问题呢?笔者认为，建房事由是蔡炳财直接找蔡海良并未找死者徐水样商谈，至于蔡海良邀请谁合伙施工，是蔡海良自已决定的事，与蔡炳财的选任无关联。可见，蔡炳财不应承担指示过失和选任失当的责任。 　　(三)从合伙关系看,合伙人蔡海良属责任主体。死者徐水样与蔡海良共同出资购置劳动工具，共同劳动，共同收益，双方形成个人合伙关系。《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徐水样是在执行合伙人共同利益过程中死亡的，一方死亡之债应该属于合伙人共同债务。按照法律规定，合伙人蔡海良应按照出资比例以及从事合伙的个人收入，用自身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四)从供用电合同和物权关系看,作为非法供电主体和电力设施产权人的电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