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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洛阳与洛学 陆敏珍 提要 ：濂、洛兴起是宋代学术史中的重要时期 ，但濂、洛并举不过是后人所加，在历史 的场景 中，真正形成 自己的学术圈并成为强势话语 的是二程洛学。在古都洛阳，人员、文化活动等相对 集聚的实存状态中，以程颢、程颐等为代表 的士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 中形成 了 自己的言说范式 。 作为一种私学 ，当洛学面对着作为意识形态强制色彩浓重 的新学时，洛 阳的地域 、人脉 的政治取 向为洛学在北宋 的崛起提供 了言说的权杖 。 关键词 ： 洛 阳 洛 学 北宋 作者陆敏珍 ，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杭州 310028) 关于宋代儒学发展 的历史进程，全祖望曾以 “儒林草昧”来概括初期宋学 ，以道学之兴尤其是以 “濂洛之兴”作为宋学的主体时期 。①儒林草昧所呈现的学统四起是多元 的、中心离散的时代，而濂洛 兴起则表明着文化与话语 中心的形成。从学统四起到濂洛学术流派的形成是特定历史和现实等多种 因素作用的结果 。濂、洛学派兴起之初 ，常常纠结 、运用着地方政治的人脉与资源来扩展 ，运用转化政 治资源为学术文化资源的手法，在宣传与普及方面获得知名度，并在这一过程 中树立学派意识与规 范。然而 ，若在这一框架中分析学派建构的因素 ，则不免陷入某种化约论或决定论的倾 向，因此 ，与其 强调濂洛等学派建构的外在 因素 ，不如追索学派建立 的过程 ，以获得更为具体 、生动的印象。 然而 ，濂洛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 的概念。从思想传承的渊源上，濂洛并举有其分析的必要，但若 在历史与现实的过程 中考察濂洛这一词语 ，则会发现濂洛并举事实上只是后世学者一厢情愿的说法 ， 因为 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在当时的儒家学派中并不 占有什么地位②，其思想也不为时人所了解⑧。 事实上，在历史的场景中，真正形成 自己学术圈并成为话语中心的是洛学。在几朝古都洛阳，人员、文 化活动等相对集聚的实存状态中，以程颢、程颐等为代表的士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 中形成了自己的言 说范式 ，并在社会力量 、政府官员的倡议下，发展成宋代学术中心。 ① 全祖望 ：《鲒琦亭集外编 》卷 16《庆历五先生书院记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第 l037页 。 ② 参见邓广铭 ：《关于周敦颐 的师承和传授》，《邓广铭治史从稿》，北京大学 出版社 ，1997年 ，第 193—195、213页 。 ⑧ 参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93《孔孟周程张子》，中华书局，1994年，第 2357页；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8《隆兴 府学濂溪先生祠记 》，《四部丛刊初编 》本 。 l17 浙江学刊 20l1年第 2期 宋代 以前的洛阳既是过去几个朝代的古都，又是佛道教徒相聚进行智性辩论 的首选之地 。这个 城市有着深厚、宽泛的政治 内涵与文化意蕴 。宋代建国后，洛阳成为三大陪都之一 ，但撇开 自然地理 的意义，单就政治地理而言 ，北京应天府 、南京大名府均不如西京河南府的洛阳来得重要。北宋时期 ， 洛阳俨然 已成为国家主流文化的中心 ，与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开封相呼应 。回顾历史，在古代 中国很 少出现这样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严重分离的现象①。当偏离了作为国家首都所应承负的功能时，是谁 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定义和主导着洛阳这一陪都的文化意义呢? 洛阳给予宋人的期望可 以上溯至宋太祖 。开宝九年 (976)，太祖前往西京太庙举行郊祀典礼，“见 洛阳宫室壮丽，甚悦。”②太祖不仅嘉奖了以吝啬而且以减削公府用度著称的河南知府焦继勋，而且祀 典完毕后，萌生 “迁都之意”。⑧借郊祀名义迁都洛阳的想法并非是宋太祖 的创见，约 7O年前 ，后梁太 祖朱全忠曾以同样的方法迁都洛阳④，后唐庄宗也以郊祀为名 留都于此⑨。在宋建 国之前 的几个政权 甚至到宋代建国以后的相 当长时期 内，迁都洛阳一直是朝廷议论 的话题 。我们并不打算将论题切换 到洛阳与开封地理位置孰优孰劣的讨论中，这两座城市竞为国都已有历史定局，今人对于五代至宋初 都城变更的经济意义包括宋初迁都之议均已有考辨与分析@。为免赘述，我ff]~lq-专注于研究中常常被 忽略与轻视的作为地点的城市对于个人的意义。如前文所说，洛阳给人们带来的期望源 自于宋太祖， 史称 “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 ，尝有迁都之意”⑦。这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