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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季进 二oo四年舂天，在波士顿的哈佛酒店，我第一次听王德威谈起他 正在做的课题，是讨论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作家、文人、知识分子的选 择问题，在一种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复杂互动中，史诗时代与诗学理 想之间的激烈冲突，如何给这些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后来陆续读到王 德威相关的论文和演讲，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二oo 七年夏天，我有机会在太湖边跟王德威做了一次长篇访谈 ，其中又专门 谈到了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王德威提出，一九四九年无疑是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诗的时刻，在这个史诗性的政权与史诗时代中，这 些作家、文人、知识分子如果依然秉持着某种程度的抒情想象，那么他 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王德威的这些追问与 思考，现在终于较为完整地以演讲稿的形式呈现于我们面前。这本 抒 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是王德威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以相当轻松可 读的形式，提出了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厚重命题。不过，可惜的 是，王德威原先设计中的梅兰芳戏剧抒情美学的问题此书只是点到即 止，费穆的电影、台静农的书法、林风眠的绘画等等，也均付阙如。有鉴 于此，我对王德威相关的英文专著充满了期待，我们现在的讨论也只能 以这本演讲集作为对象。 二十世纪中期，革命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文学书写也迎来新的契机。 一 九四九，这个 “大写日期”(theDate)之后，“现代”、“当代”，可谓泾渭 分明。当代文学开始以全新的笔墨来表达脱胎换骨、旧貌新颜的政治欢 欣和历史觉悟，传达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表面上看来，这不 过是晚清以来文学与政治结伴而行的又一表征。已有研究者指出当代文 学中文学与政治的过度纠缠，政治意识形态侵蚀审美主体，以至于使得 129 文字书写成了革命行动，甚至俨然是一种政治表态。当然，也有人乐观地 认为这一弥合群己、兼容主客的文学进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投影和 印证，普实克 (JaruslavPrusek)所谓从 “抒情”到 “史诗”就是典型的表 述。这些或左或右的观念，自然有其讨论回旋的余地，比方说，文学和政 治的纠葛，到底是前者自身的内爆和倾斜，还是后者不断的介入与干预， 到底是文字能量的极端放大，还是文学审美的无限受压，这方面王斑 的 历史的崇高形象 、刘剑梅的 革命与情爱 、李扬的 (抗《争宿命之 路 、蔡翔的 ((革命 ／叙述》等等著作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剖析，不必赘 言。我们需要探问的是，到底什么样的特质足以概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诗学表征呢?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如何接续 “抒情传统”，又发展出怎 样一番不同从前的格局与面貌?而这些，正是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 现代性 一书所要讨论的话题。 王德威论述的出发点是陈世骧、高友工、普实克、沈从文等人的论 述。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抒情的论述代不乏人，蔚为大观。到了二十 世纪中期，陈世骧将抒情谱系上溯到诗歌发微伊始的阶段，断言所有的 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传统 (《陈世骧文存》)。高友工踵事增华，将此 “抒 情道统”扩充演绎为更庞大的 “美典”架构，把起 自文体的 “抒情”，发 而广之为一种文类、生活风格、文化史观、价值体系，甚至于政教意识 形态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区区 隋”字，既弗失其小，也能成 其大，这或多或少回应了苏源熙 (HaunSaussy)有关中国美学 “讽喻” (allegory)问题的讨论。这个 “言此意彼”的修辞策略，将文字与意义之 间的不连续性和多义性有机地呈现出来 (《中国美学问题》)。也让我们想 起厄尔 ·迈纳 (EarlMiner)提出的所谓基础文类衍生原创诗学的观点， 在他看来，亚洲诗学的确立，乃是基于抒情诗这一文类源头，因而其体 征无疑与 “抒情”密不可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源 自抒情诗的观念， “之后被不断修正 (和扩展)以适应先是叙事文学后是戏剧中的明晰和明 确的诗学”(《比较诗学》)。这种看法，似乎回应了世纪中期以来陈世骧、 130 高友工等人的识见。 不过，陈世骧、高友工的抒情论述仅止于晚清。这之后 “抒情传统” 到底如何接续、发达，他们并未涉及。这或者也是在暗示，现代社会 “抒 情传统”势必烟消云散?其品性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以至于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