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广播与中国乡村广播发展的路径选择.docVIP

参与式传播与中国乡村广播发展的路径选择 ——基于四川古蔺县桂香村“夫妻广播”的调查 韩 鸿 [摘要]：本文从参与式发展传播理论和实践出发，结合对国内案例的田野调查探讨中国农村广播的发展走向。作者认为“村村通”之后中国县、乡、村三级农村广播的发展模式应摆脱对中央、省、市三级城市广播的简单依赖和内容复制，借鉴参与式传播的成功经验，走参与式、内生性、自我维持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参与式传播；村村通；广播 [中国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韩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电话：013980872171 邮箱：hanhong898@ 村村通之后，中国的农村广播应该如何搞？如何保证“长期通”、“户户通”、不“返盲”，真正让农村广播扎根农村？这是本文思考的问题。在四川古蔺县护家乡桂香村，有一个已开办14年的农民自发建立的“夫妻广播室”，在没有国家资金扶持和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从1994年至今已经开办了14年，从未间断。本文作者最近对这个“夫妻广播室”进行了调研，试图结合发展传播学的最新走向和国外参与式传播实践来探讨中国乡村广播的未来发展路径。 桂香村广播：对一个山乡广播的田野调查 古蔺县是四川泸州市的两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桂香村则是全县100个重点贫困村之一云贵高原乌蒙山系四周峭壁林立，.5公里的在大小坡地上，是该县目前唯一通广播、响广播的自然村。 1994年桂香村村支书因违纪被罢免，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每天播出早晨6点半到9点，晚上19点到21点和当小学教师的妻子黄克芬分别任编辑和播音员由村组干部们当员.1%的入户率和通响率。我们发现在桂香村广播中，“必听性”（而非“可听性”）在广播覆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调查发现，袁志诚最初同样面临入户率低的问题。当时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村民自然舍不得购买14.5元一只的小喇叭，结果全村只安装了十几户。转机出现在夫妻二人的一次尝试中。袁志诚的爱人村小学教师黄克芬每晚8点，学生们就准时在家里听，学生非常欢迎。全村250户人家，有230户安装了广播，.1%。而且相邻的两个村也主动要求安装，其中杏花村了25户，华香村安装了23户。随着县、乡农贸市场当日农副产品的价格的市场行情栏目的推出，这种“必听性”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桂香村广播的媒介效果 调查发现，在长达14年的乡村服务中，广播在桂香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带动效应是多重的。 树立公信。 桂香村宗族势力强大，当地有雷、罗、陈、钟四大家族，袁在当地是小姓。1994年袁志诚到任时村组织涣散，人脉不熟，缺乏号召力，工作很难开展，而广播则成为撬动全局的一个支点。袁志诚告诉笔者，由于广播每天转播中央台、四川台的节目，上述节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产生衍生效应，不仅使他的自办节目受到村民信任，而且这种话语权的掌握也树立了他的威信。由于村民能通过广播迅速了解本村的大小情况，流言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笔者在村民中调查发现，广播的确产生了“权力赋予”效果和“培植性”，袁志诚在桂香村具有舆论领袖的地位，再加之其工作实效，在过去流言、谣言肆虐的桂香村广播已经占据主流舆论阵地，村两委具有很强的组织力和号召力。 二．移风易俗，提高社会关联。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社会关联”成为衡量村庄行动能力的一个关键词。当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时，村庄精英可以通过诸如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通过决定，并以此构成对反对者的压力，形成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陈劲松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关联分为巫术关联或神性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三种形式。1 桂香村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环境中，村民自私、保守、猜忌，赌博之风盛行。原各生产队（即现在的社）存在有不少陋习，当地曾有这样的顺口溜：“六队的酒，五队的提劲，四队的教条，三队的小话”，甚至连兴修水利、学校建设等公益事业也得不到某些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等民间艺术广播第一步就先到广播室，广播一开，全现在，强盗除非不来，一来广播就响！一呼百应，灯笼火把照亮山湾田野。2在桂香村桂香村2002年桂香村摘掉了全县重点贫困村的帽子。村民人均纯收入从14年前的不足300元增加到2800多元.23%。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全国有71.6万个20户以上的行政村是广播电视的“盲村”，有5千万农牧民看不到电视，同时还有大量的已通村落在“返盲”。3村村通有效需求不足、投入大回收小、难以建立长效机制等种种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找寻破解之策？而从桂香村广播室中，结合参与式传播实践，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参与式广播：乡村广播发展的可行路径。 “村村通”的巨大效果毋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