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docVIP

史通——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 《史通》之中对已有诸史进行批判和对修史方法进行研究，从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为史学史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探讨树立了基础和规模。这是《史通》不同于一般的史书之处，也是《史通》的主要价值所在。 刘知几事略 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年六十一岁。 生平没有做过很大的官，而自幼喜好史学，二十岁中进士，为获嘉县主簿。到四十二岁，才得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其后二十年间，官职虽有交换，其实际工作，除短期特殊情况以外，始终为修撰国史。开元九年，长子犯事配流，知己营救之，被贬为安州别驾，是年遂卒。 生平著作很多，几乎都与史学有关。如：《刘氏家史》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推定汉刘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否定了《汉书》中的附会之说。还著有文集三十卷，今惟《文苑英华》卷92 现存《思慎赋》等文，其余皆佚。《史通》为其代表作。 史学的内容 《史通》全书二十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均为专题论文的形式。 内篇现存三十六篇，另有三篇仅存篇目[《体统》、《纰缪》、《弛张》]，原文佚失。其内容为概括的讨论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等。 外篇十三篇，论述史官沿革和史籍的编撰与流传以及古人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等。 3、《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 《史通》对于历史撰述所作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贯穿着一条史学批评的主线。从《史通》各篇的编次和涉及到的问题来看，它的史学批评理论是有自身的逻辑体系的，可概括为：体裁、体例、编撰方法、表述要求、撰述原则、史书内容、史学功用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可以看做是《史通》史学批评的几大范畴，而在每一个范畴中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则和标准。 其一，关于史书内容。这是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用刘知几的话说，就是“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史通·书事》篇引用荀悦和干宝的论点并加以概括。荀悦所谓“五志”重在表达撰述思想和撰述的社会目的；干宝的解释则偏重于撰述内容。刘知几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典章制度的沿革、国家盛衰存亡之故等内容。可见，刘知几对史书的内容提出更广泛的认识。 其二，关于撰述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几尤其强调史家应谨慎地对待采撰。所谓“采撰”，其核心是史家要严肃地审查和采辑文献。刘知几认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文献渐多，好处是“寸有所长，实广见闻”；流弊是“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他进而概括采撰失误的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是“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科其州里，夸其氏族”。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和门阀观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伪”而“定为实录”。 第二，是轻信“讹言”与“传闻”，以致事同说异，“是非无定”。 第三，是没有注意到时间因素的影响。 其三，关于体裁、体例。——《史通》因善言史书体例而历来备受推崇，它是把体例作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大问题来看待的。《序例》篇一字千钧地写道：“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刘知几认为，体例不止是形式问题，对于史书体例、结构的选择和处置，也跟史家对撰述内容的取舍和思想见解有关，故体例跟“是非”是有关系的。 刘知几关于史书体例之理论的新贡献，在于他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关于史书体例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提出了从总体上把握史书外部形态的特点及相互间的区别的理论。 其次，他对纪传体史书的内部结构作了理论上的概括，阐述了各种体例在一部史书中所处的位置及相互间的关系 。 再次，他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其四，关于文字表述。——在具体原则上，刘知几提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可以认为，这是刘知几从史学审美意识来看待史书的文字表述，进而看待史文的简要原则。换言之，“美”、“工”、“简要”这三个概念的涵义，反映出他对史文的美学要求。 刘知几的史文审美要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史书记述“当时口语”应“从实而书”、不失“天然”，反对“妄益文采”、“华而失实”。他嘲笑有的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之不可取，提倡“事皆不谬，言必近真” 的叙事之风。 刘知几关于史文文采的辩证思想是：一方面强调“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要重视史文的文采；一方面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的文风，以避免走上“文非文，史非史”的歧路。 其五，关于撰述原则。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他提出了“直书”和“曲笔”两个范畴，用以区分史家撰述心态、品格和社会效果的迥异。直书同曲笔的对立之所以成为史家的撰述原则，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史书的价值和命运。刘知几反复指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曲笔制造“诬书”，其社会影响是“使忠臣义士羞”。 其六，关于史学功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