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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文化对辞格的制约 文化与修辞的关系密切。各种文化要素都影响和制约着修辞。首先,物态文化制约着修辞,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都对修辞产生着制约作用;其次,制度文化制约着修辞,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自身行为规范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对修辞也具有制约作用;再次,行为文化制约着修辞,也就是说,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也制约着修辞;最后,心态文化制约着修辞,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等,也对修辞产生着制约作用。 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当然也与修辞的关系密切。各种文化要素都影响和制约着修辞。这些文化要素可分为文化结构的四个层次,程裕祯认为:“至于对文化的结构,不同的说法也很多。一般地把它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我们分别从这四个层次谈文化对修辞的制约。 一、物态文化对修辞的制约 物态文化对修辞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人要生存,当然离不开衣食住行;人要交流,当然离不开说衣食住行,北方荒旱地方的人说“人找人,鬼找鬼,沙蓬找的是八条腿”(沙蓬、八条腿都是北方一些方言中的植物名),而南方靠近河海地区的人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王八结亲家”,这是不同的物态文化在言语中的反映。北方人读错别字,常把“糯米”读为“儒米”,把“鳜鱼”读为“厥鱼”,南方人感到好笑,其实这是由于北方物态文化中缺少“糯米”“鳜鱼”这样的食物造成的,由此可见物态文化对语言影响之大。 物态文化对语言对修辞的影响还具有时代性特征。上古时代人们居住条件简陋,常有蛇窜至家中,影响人的睡眠和安全,所以人们打招呼时常问“无它乎?”(“它”是“蛇”的古本字,意为“没遇见蛇吧?”)而后来多问“你吃了吗?”“文革”时期“票”族词语兴盛,粮票、布票、肉票、蛋票、豆腐票、白糖票、毛线票……不一而足。曾有人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编了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逢年过节票更多,号码众多记不了。豆腐乳,一张票;三钱黄花一张票,一两木耳五张票,一斤豆芽儿两张票。婴儿另发白糖票,产妇专配红糖票。文化大革命票证多,九十号还是少算了。”正是这种现实中票号多、词语中“票”族词兴盛的表现。而新时期,却是“卡”族勃兴的时期。有银行卡、信用卡、长城卡(中国银行发行)、牡丹卡(工商银行发行)、金龙卡(建设银行发行)、绿卡(一种邮政储蓄用卡,与表示“某些国家发给外国侨民的长期居留证”的绿卡是同形同音词,它们字形相同,读音相同,意义完全不同)、电话卡、磁卡、IC卡、IP卡、200卡、201卡、300卡、上网卡、负担卡(一种政府下发的、标明合理负担内容和标准的卡)、借书卡、医疗光卡(在医院里利用激光扫射以储存病人资料的一种卡片)、医疗卡、取奶卡、游戏卡、贺年卡、圣诞卡、生日卡、音乐卡(一种能发出某种音乐声响的贺卡)等。“文革”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特别短缺,政府靠发行票号限制人们的购买。“票”族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兴盛的。“票”族词语,差不多都是有关维持人最基本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票号的使用,给人们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各种东西都要票,煤票、副食票、肥皂票、茶叶票、糖票、蔬菜票、布票、各种工业票(买毛线、汗衫、自行车、缝纫机)最多时达上百种。每个家庭总得选出一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来管理票证,不能有丝毫差错。如果有差错就可能延误全家人的生计。比如,若家里的票证丢了,政府绝对不给补发,只好四处央告亲戚朋友匀些出来,否则无法活下去。再比如,你排队买菜,把菜票忘了,错拿成肥皂票,今天一天的队白排了不说,家里可能一星期没菜吃。”而新时期“卡”族词的勃兴,则是另一番社会景象的反映。金融类“卡”与信息类“卡”,是商业化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的反映;服务类“卡”与庆贺类“卡”,是新型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反映。物态文化影响着交际,即使相差不远的地区,由于物态文化的差异,交际者也很难理解异地的物态文化特征,从而影响到话语的理解。汪曾祺在《黄油烙饼》中写道: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起先是拉了一牛车的羊砖来。他问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羊砖。”——“羊砖是啥?”——“羊粪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