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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与阶层变化浅析 当代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社会分层逐渐明晰、社会流动逐渐加快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就只能从事农业，身份只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非常难，因为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积极性，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这种流动机制使国家的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社会，农民可以进城来打工，年轻人通过学习、努力，可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当教员、当国家干部，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能流动、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在发展。但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 制度因素影响着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的获得。户籍制度是对人们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不仅制造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对职业流动而言，非农户口者，自其出生起就比出生于农村的那些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出身于农村的社会成员，其命运就被国家制度限定在乡村务农。对教育资源而言，城镇与乡村人口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和教育条件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户籍制度还具有代际遗传性，父母的户口身份一旦确定，也就基本规定了子女的命运途径。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废除，户籍制度成为惟一计划时代的制度遗留，它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反而更为凸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产生的单位制，是计划时代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单位所有制性质决定着人们来自工作组织的获益，单位行政级别也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而言，进入好的单位就等于获得好的社会职业地位好单位也为个人进一步的地位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单位资源带有一定的代际遗传性，从业于全民单位的父母亲，都想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子女安排或调动进大全民单位——改革开放前的单位顶替制度便是如此。因此，父母受益于好的单位部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下一代能获得好的单位地位。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社会流动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父代的各类资源，如职业、教育、权力、单位等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首先，子女的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显示着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激励和安排子女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家庭背景就是通过这一合法的传承渠道，将自己的优势或者劣势向下一代传递。其次，家庭对单位制资源的利用可以影响子女职业和单位地位的获得。主要体现在好单位的父亲更有可能将子女安排到好的工作岗位。第三，家庭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也会传递给子女。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干部子女都有更多的机会当干部。这一趋势从I949至1965年期间开始明显，到文革时期极为突出，干部子女做干部的机会是普通人的4倍。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有所降低，但代际之间的影响力却仍然显著存在。第四，在计划体制时代，父亲的职业对子女的社会地位影响不大，到了78——1991这一时段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市场化的进行，使得职业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逐步胜过户口、出身、单位等旧有的制度安排，因此，父亲职业地位对孩子谋得好的职业地位、提升到好的职位发生了显著的效力。1992年之后，在市场化进一步加深的过程中，父亲的职业地位的作用就更为加强。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