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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之一： 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访谈 -------摘自 《中国青年报》 中国的家庭已经在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用脚投票”，200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人弃考，占总数的近1/10。有数据显示，这84万名弃考生中有21.1%的学生选择留学。 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达到15.7万余人，比上一学年激增23%，中国已超过印度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最大来源国。 优秀学生的流失尤其显著。2011年，北京4名高考状元全部选择香港高校。同年香港大学录取的17名状元中，包括11名省级状元和6名市级状元。与出国留学潮相呼应的是，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呈风起云涌之势。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光上海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39个，合作办学项目181个。 然而，中国的家庭“用脚投票”的同时，国内高校却仍然因为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流弊，使得声誉一直未能得到大的改观。 中国高等教育该作出怎么样的改变，才能挽回声誉，重拾信心？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声称要以办学实践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席酉民是管理学专家，曾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数年，也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10年副校长。自执掌西交利物浦大学后，他一直致力于建立责权利清晰、运行高效的大学治理模式，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大学的坚定批评者。“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不过是为了让大学回归教育的本质，探路网络化和国际化环境下的新大学。”席酉民这样总结他的观点。 学术权力臣服于行政权力 传统大学难出教育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一直强调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办学要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您对中国传统高校有何看法？ 席酉民（以下简称“席”）：传统大学有两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二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问题。 资源配置指钱如何从国家到教育部再到学校和师生的教学科研活动上，应该说现在过大比例的经费以项目制配置导致了众多问题： 第一，虚耗了大学领导和教授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应付一个个项目，领导和骨干教师们把大量时间和心思花在了制造项目、跑关系、填表、答辩等活动上，无暇考虑教育 改革、教学科研深化。为了得到项目，甚至包装和弄虚作假。 第二，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资源配置中过强的行政介入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体系，因权力影响资源配置，不少高水平教授乐于进入行政体系，进而导致每个项目投资大部分落入院长、副校长、校长、院士们的学术团队，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高校行政权力的低位，造成学术权力臣服于行政权力的格局。 第三，过强地依赖项目制而不是规范透明的机制配置资源也影响了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一是因为项目设置评审验收等诱导了短期行为甚或扭曲了科研行为，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盛行，使不少学者忙于争取项目和应付；二是科研特别是大学科研应强调兴趣导向，过分的项目制容易造成学术泡沫。 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缺乏不是说现在大学书记和校长权力不大，而是说应该归于大学自主决策的事项没有交给大学，如招生指标、专业设置、教师职称、学位授予等权力尚未完全回归大学。就招生而言，招多少学生和设置哪些专业学校应有权决定，但现在指标要批，像我校为解决中国学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给学生一年时间了解自己和专业，在一年后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专业，但目前的招生制度必须在高考时把每一个学生招到某一个专业里。再如，各校间教授和学位水平差异很大，应赋予各校学术职务和学位授予制度，让市场竞争提升大学品牌意识，但我们目前实行的依然是名义上的国家教授和学位。 记：现在的一个普遍感觉是，传统大学很难再出教育家。请问是什么在阻碍？ 席：理论上讲，传统大学还没有从政府附属机构完全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例如，国立大学现在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组织法，尽管教育部安排大学制订章程，但在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大学很难形成自主和强烈的探索及品牌意识；另外，因无严谨的法律规范，传统大学领导团队的责权利界定不清晰，在很多高校，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责任及权力缺乏明晰界定，他们领导学校的成效往往取决于相互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实际上却经常因权限不明确而产生内耗。 我国从学术出色者中选拔领导的传统无可厚非，但现代高校，只有学术远远无法驾驭，校领导岗位除学术造诣外，更强调领导才能、管理经验、治理能力。许多校领导上来之前，一直埋首于科研，缺乏必要的管理经验和训练。他们当了校领导之后，既做不好科研，又管不好学校。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复杂机构，无论是教育和学术发展，还是外部资源争取和市场竞争，抑或理顺内部管理机制，都有其内在规律和规范，都需要站在哲学、社会、教育、 科技、管理等高度研究和探索，如果校领导和学校主要教授学者只是沉浸在浮躁氛围 里、走在跑项目的路途上，教育家怎么能诞生？ “去行政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