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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促进人类和平的人性基础与角色实现 　　摘要：与“和平教育”相关的人性论争执主要集中在暴力是否源于人的本性上。不同于暴力源于人类本性的传统看法，和平主义者坚持认为暴力源于社会和制度原因，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澄清人的非暴力本性，有助于阐明“和平教育”的作用机理，提醒人们重视教育可能加剧冲突、诱发暴力的负面影响。教育要发挥促进人类永久和平的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学校角色，以培育和平文化为核心，推动和平教育在学校的广泛开展。 　　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步入新世纪，“9?11”事件掀开了人类冲突历史的新的一页，伊拉克战争开创了“先发制人”新型战争的先例，中东、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更冲击着世界格局。与此同时，爆炸、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暴力事件的频频发生也困扰着各国政府，引发社会冲突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性别歧视等问题也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人类追求永久和平的理想看起来仍遥不可及。在促进人类永久和平与建设非暴力社会的征程中，教育能否有所作为，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成为社会各界热切关注的重要话题。 　　在世界范围内波澜壮阔的和平运动的影响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的大力推动下，“和平教育”(Peace Education)作为一种教育思潮与实践逐渐发展起来。作为一种抽象的教育思潮，和平教育指的是在教育过程中贯彻非暴力、宽容和尊重生命等价值诉求。作为一种具体的教育实践，和平教育指的是向学生传授和平知识、培养学生的和平建构技能、帮助学生内化和平理念的教育活动。但是，教育能否肩负起促进人类永久和平的使命，人的本性究竟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教育能够在多大层面上阻止人的暴力行为，为了和平的学校教育应该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有待澄清。 　　一、“暴力人”与“和平人”：针锋相对的两种人性论 　　与“和平教育”相关的人性论争执主要集中在暴力是否源于人的本性上。古罗马时期的宗教哲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提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之后，人世间就出现了两个世界，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世俗之城”是撒旦的王国，是由被放逐的凡人集合而成的共同体。由于人的自私，这里充满了邪恶与暴力，充斥着不平等和奴役。与此相反，“上帝之城”则是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虽然两种方式都能带来暂时的和平，但真正的和平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对于“世俗之城”而言，和平只能通过战争得到。基于此，奥古斯丁提出了“正义战争”理论，其影响也延续至今。 　　奥古斯丁之后，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成为暴力人性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治哲学认为，权利野心是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应该坦然接受而不是谴责和制约。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提出，人是时常发动战争反对他人的自私生物，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或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把秩序加到人类头上，否则人类就会成为勇猛好斗的生物。在自然状态下，社会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战争”。 　　受达尔文学说影响的生物学家也坚持人类天生好斗这一观点。奥地利比较动物学家康纳德?洛伦兹(Konrad Z.Lorenz)提出，动物和人类的好斗性具有很多积极效果，人类的好斗性源于我们的前人类祖先，男人的好战热情是一种本能，它源于自己的欲望行为，有独特的释放机制，就像性欲或其他强烈的本能一样，可以造成一种欲罢不能的满足感。洛伦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思想不谋而合。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具有欲望本性和攻击本性，许多情况下很难将这两种本能活动分离开来，人的攻击本性不可能被消除掉。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相信暴力和冲突源于人类本性，人类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固有的攻击性，而人类的攻击性又来自于动物天生的暴力倾向。他说，“许多战争并不是由于人们感到他们的国家或他们那一阶级受到不公正对待引起的。事实上，我毫不怀疑，战争的原因深深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战争倾向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正如河流的本性是时时要冲垮河岸一样。”尽管爱因斯坦并不愿意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显然对人的本性持不乐观看法。 　　人类天生好斗和热衷暴力的观念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德?瓦尔(De Waal)认为，很多灵长目动物除了从事攻击行为外，它们也具有调节或保持和谐关系的技巧，从而否定了动物凶猛的刻板印象。同样，莱斯利?斯庞塞尔(Lesile E.Sponsel)在《和平人类学与非暴力》一书中指出，灵长目动物的非暴力行为超过暴力行为。通过研究最接近人类的黑猩猩，他发现当黑猩猩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时，更多是通过族群内长者的协调而不是战争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样，道格拉斯?弗雷(Douglas Fry)的研究证实，生存空间意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