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整合中地文化概念.docVIP

歐洲整合中的文化概念 林信華 * 歐洲自從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來，在理性地組織社會生活上取得了世界的領導地位，並且夾帶著科學的力量將它特有的文化推向人類社會發展的典範 [1]。雖然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局勢以及對歐洲理性發展的普遍存疑，歐洲以及歐洲文化不再擁有「中心」的性格，但是歐洲一般上仍然留有文化歐洲的印象。然而今天姑且不論除了民主與人權之外，歐洲各國中還存在什麼傳統意義上的共同文化與價值，五○年代以來的歐洲整合事實上需要一個不同於已往存在於民族國家中的文化意義。如同 A. Giddens 所言，『民族國家的形成始於它發展出明確的邊界 (borders) ，以取代更傳統的國家所特有的那種模糊的邊疆 (frontiers) 。 … 現在國家再一次擁有邊疆而不是邊界，但其中的原因卻與過去不同。早期國家擁有邊疆乃是因為它們缺乏足夠的政治機器，它們無法使國家的權威直抵遠離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區。當代國家的邊界之所以逐漸演變為邊疆，乃是因為與其他地區的聯繫越來越緊密…歐洲聯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2]。』此刻在民族國家的邊界鬆動，也就是其社會邊界系統所承載的文化生活鬆動下，並且歐洲聯盟所體現的秩序明顯地還不能用邊界來描述時，目前的歐洲文化應該如何被恰當地理解呢？在有限的篇幅上，本文將說明歐洲整合中的文化概念應是廣義的，特別指涉一種關係的形式與參與的過程。 歐洲整合近二十年來對文化議題的思考可以說主要以文化多樣性 (diversity) 與創造性 (creativity)為基調。它同時結合著歐洲聯盟的最終目的，即決策必須儘可能地接近歐洲人民的社會秩序。這個以人民權利為中心的歐洲藍圖在1999 年 5 月1日正式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中，被列為首要的目標[3]。如果沒有以人民權利為前題、或者沒有文化間的相互理解與相互承認，一個經濟的歐洲或政治的歐洲只是一個利益和目的共同體 [4]。在這個發展歷程上，2000 年12 月7 日至9 日在法國 Nice 所舉行的歐洲理事會 (Nice European Council) 中，將阿姆斯特丹條約為追求與保護人權、基本自由所建立的程序進一步地以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Die Grundrechtscharta der europauml;ischen Union) 來表現 [5]。而基本權利憲章第 22 條說明歐洲聯盟應該尊重文化、宗教和語言的多樣性 (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則是落實基本人權中的平等內涵 [6]，它所呼應的歐洲共同體法源則是阿姆斯特丹條約修正後的第128 條第 4 項 [7]。尊重文化多樣性則必須透過所謂的歐洲文化合作 (European cultural cooperation)來完成，並且它的內容在邏輯上與實際上並不是朝向法律意義的方向來思考，而是如何建立給予個體文化創造與社會互動能力的制度性空間。它是一個培養人民參與社會與文化共同體能力的過程，並且被參與的文化事務將是多元的以及與非文化事務相聯繫 [8]。在消極的的意義上，文化合作乃是建立歐洲人民交往或互動的質料空間，例如制度、法律程序、科技網路、文化電子傳播等等。它為歐洲整合提供了範圍最廣的文化概念意義，例如科技就是文化(Technology is culture) 、所有的東西都是文化 (all is culture)等等的訴求。在積極的意義上，文化合作提供行為者 (agency) 的職能 (competence)，包括人民個體參與社會與文化生活的能力，以及歐洲聯盟機制在各種生活領域中的決策與執行能力。它也為歐洲整合提供了解釋最廣的文化概念意義，例如作為職能的文化(culture as competence) 訴求。而這兩個層面的意義事實上也是常常結合在同一事務中，如同歐洲理事會1999 年3月柏林高峰會所議定之「Agenda 2000 」（ 2000-2006 ）中所隱含的「學習積極市民權」(learning for active citizenship) 共識 [9]。 另一方面，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28 條可以說首次將文化行動納入共同體的法律系統中，它之前的非正式會議則可追溯到1983 年 11 月28日的雅典會議。從這個非正式會議到具體的法律條文，事實上都存在一個共識，就是文化在共同體層面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掌握，並且文化活動的支持大多數仍在地方、區域以及國家的層面上。但是除了尊重文化多樣性以及共同的文化遺產外，共同體層面的重要任務就是如何讓非文化的政策領域（例如經濟、政治、司法等等）對文化事務產生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