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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家“法治”学说的定性问题 宋洪兵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专 题 号】B5【复印期号】2013年04期【原文出处】《哲学研究》(京)2012年11期第41～48页【英文标题】On the Nature-determination of Legalists Theory of Rule of Law【作者简介】宋洪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近代以来，法家“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类似说法亦见于《管子·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法治”思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西学源于诸子说”的盛行，使得薛福成、黄遵宪皆认为先秦法家之“法治”与西方法治殊途同归。不料这种观点引起了沈家本、严复等人的强烈批评，他们明确主张法家“法治”乃“专制之尤”，与泰西蕴涵自由、人权价值的“法治”截然不同。沈家本、严复的学术观点，其后为萧公权所继承，并在当代学界得到不断强化。(参见宋洪兵，第31-34页)在当代学界，涉及法家“法治”学说的定性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往往是“专制”、“人治”以及“刑治”。那么，这种定性是否恰当？这个问题值得人们从学理上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法家“法治”学说之“专制”论辨正 近代以来中国普遍使用的“专制”、“君主专制”等概念，实质上源自西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专制”一词主要指两个层面：一就专制权力行使而言，二就专制政体而言。然而，这两个层面只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而已，其实都具备一个明显的特征，即：统治者手握不受任何约束的最高权力，可以任意行使。 在孟德斯鸠眼中，“专制”几乎等同于君主拥有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并且君主随时都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及喜怒，任意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而不必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孟德斯鸠，第9、153页)孟德斯鸠定义的“专制政体”其实就是博登海默定义的“纯粹专制政体”，即：“纯粹的专制君主是根据其自由的无限制的意志及其偶然的兴致或一时的情绪颁布命令与禁令的。某天，他判处一个人死刑，因为他偷了一匹马……这种纯粹的专制君主的行为是不可预见的，因为这些行为并不遵循理性方式，而且不受明文规定的规则或政策的调整。”(博登海默，第222页)博登海默还进一步指出，法律作为一种规则、标准与尺度，其与“专制”是根本对立的。他说：“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制权力行使的一种限制，因此它同无政府状态以及专制政治是敌对的。”(同上，第224页)就此意义而言，法家力主“以法治国”，强调客观规则之重要性，不应被视作君主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 就政体层面而言，法家提倡的中央集权君主政体是否就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政体”？笔者认为，虽然法家提倡中央集权制度，并且确实与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在法律权力与君主权力的关系问题上，二者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 首先，法家将中央权力的稳定性视为社会秩序稳定的标志，主张加强君权，强调君主相对于臣民的绝对支配权和统治权，因此，如何维护君主权势自然成为法家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他们为重建政治秩序提供的一个有效途径。《慎子·德立》篇突出强调了君臣伦理的重要性，反对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不过，法家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主道》)，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大一统秩序之下的政治生态，而非为了满足一人私欲而设计的专制政体。 其次，法家明确反对君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更反对君主滥用手中权力，这是法家中央集权制度与近代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所在。法家要求君主守法、君主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观点俯拾皆是。《管子·任法》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慎子·君人》明确反对君主“舍法而以身治”。法家的“君道无为论”、“君主能力与智慧有限论”、“君主节欲论”，则进一步对此作出了深刻的阐释。 1.法家主张“君道无为”。法家主张“无为”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解君权对实际政治运作的负面影响，约束和限制君权滥用，从而确保国家治理和政治统治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法家“无为”思想的正面价值于此得到凸显。《管子·版法解》的“喜无以赏，怒无以杀”，《慎子·佚文》的“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均体现了主张君主治国“去好去恶”的政治理念。韩非子也主张君主“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二柄》)、“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用人》)等。 2.法家力主君主能力与智慧有限论。法家认为，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就才智还是德性而言均属中流，这为其君权约束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韩非子》中告诫君主要对自己能力和智慧的不足、有限保持清醒认识的思想非常丰富，如《难三》说：“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