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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权VS专利权 ——以人权为视角的思考 张旭 内容提要：治疗艾滋病的药品的专利权与艾滋病患者获得治疗的权利的冲突不仅是私权和人权的冲突，更是私利和公益的较量。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应该成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道德底线，其制度的建构应该在基本人权的大框架下进行。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艾滋病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所关注的焦点。根据2004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的《2004年世界艾滋病报告》的数据，到2004年，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已经达到3800多万。2003年有480万多人感染了艾滋病，有290万人死亡，是自从1981年艾滋病发现以来，一年中人数增加最多的，且艾滋病仍在全球迅速发展蔓延。从艾滋病开始流行到2004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已达到2000多万，并且这一人数还在继续增加。目前，世界人口85％以上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全世界艾滋病患者的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每天有8千多人死于艾滋病，有1500多人感染艾滋病以及诸如疟疾等疾病。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当属南非。2000年南非有25万人死于艾滋病，而目前全国每10人中就有1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估计，中国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已达85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20万，到2006年底，艾滋病病人数将超过30万。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000万。另外，非洲的许多国家、亚洲的印度、中国以及南美洲的巴西等国家的艾滋病情况也相当严重。艾滋病已经在很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一方面HIV/AIDS人数在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却无力控制。目前国际市场上虽然有一些治疗、控制艾滋病的新特药品，但由于专利的限制，价格昂贵，使其不能普遍地被应用于艾滋病的治疗当中去，从而引发了治疗艾滋病的药品的专利权与HIV/AIDS的健康权的冲突。由于艾滋病是一种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且蔓延势头极为迅猛的传染病，所以这一冲突的严重性在于它不仅涉及到HIV/AIDS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健康权，更主要的是它还涉及到公众的健康权。本文拟从人权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阐释。 二、专利权和健康权的冲突 （一）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由于健康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所以很难精确地确定健康权。但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还是可以通过相关的国际人权法来予以考察。《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第12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另外，《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5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等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对健康权都作了规定。从公约关于健康权的规定来看，“健康权既有经济、社会权利的一面，也有文化权利的一面。它设法保护个人在他或她的健康方面免遭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因此具有经济和社会特性。”因此，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并不是获得健康的权利，而是指人有享受各种设施、物品、服务和条件以获得最高可能达到的健康标准的权利。健康权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包括使用基本药品的权利。获得治疗权就是健康权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HIV/AIDS人数的众多以及其对全人类健康所形成的巨大威胁,其获得治疗的权利尤其应该受到重视。 （二）专利权保护的正当性 “一个偶然的事实是：人类需要食品、服装、住所，但这些东西不是无限丰富、唾手可得，而是稀少的，必须有待成长或从自然中获得，或必须以人的辛勤来制造。单单这些事实就使得某种最低限度的财产权制度以及要求尊重这种制度的特种规则必不可少。”专利权的法律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保护财产权的规则。专利的发明满足了人们的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提高了生产力。但一项专利的取得绝非易事，它需要集体性的科学研究和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往往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经过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发明出来。美国药物研制与生产者协会的数据显示，平均需要5亿美元和12－15年时间才能将一种艾滋病新药推向市场。因此，发明创造者需要收回投资和获得收益。“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创造了有效地使用资源的激励。”专利权法律制度确认发明人对其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享有独占权并予以保护，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对发明创造进行的激励，是对发明创造者的付出的一种必要的补偿。通过专利权的赋予，专利权人可以凭借其合法的垄断地位从专利的生产和实施中获得收益和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