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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 《说文解字》 é 卷六 《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 ‘口’， ‘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 é 来之，名曰 ‘囮’，读若 ‘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 “译”就是 “传 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譌”、“讹”、“化” 1 和 “囮”是同一个字 。“译”、 “诱”、 “媒”、 “讹”、 “化”这些一脉通 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 “虚涵数意”(Polysemy, 2 manifold meaning)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 （“诱”）、难于避免的毛病 （“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 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 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 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 “投胎转世” （the 3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 。换句话说，译本对 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 出的东西。因此，意大利一位大诗人认为好翻译应备的条件看来是彼此不相容乃 至相矛盾的 （paiono discordanti e incompatibili e contraddittorie ）：译者得矫揉造 作 （ora il traduttore necessariamente affetta ），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曲肖原著者 4 的天然本来 （inaffettato ，naturale o spontaneo ）的风格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 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 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就文体或风格而论， 也许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 “欧化”，尽可能让 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 “汉化”，尽 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 （Entweder der Uebersetzer lässt den Schriftsteller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Leser ihm entgegen, oder er lässt den Leser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Schriftsteller 5 ihm entgegen ）。然而 “欧化”也好， “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 6 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 。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 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 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 “讹”，西洋谚语所谓 “翻译者即反逆者” （Traduttore traditore ）。中国古人也 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翻 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 （释赞宁 《高僧传三集》 1 卷三 《译经篇·论》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来看 7 花毯 （es como quien mira lost 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é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