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2016年版.doc

　　　　　 导　　论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生活的综合反映。法律制度集中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思索与选择。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思想因素。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各自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融入法律制度之中,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体系。这些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人回顾、了解不同历史文化、吸收并继承前人智慧的重要途径。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了的故事,当我们重拾某段历史的时候,不论我们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其实都是因为这段历史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一方面,中国古人在叙述历史的经验中有一个很好的原则:“本朝人不著本朝史”,为的是免于个人情感、恩怨对“持中为史”原则的伤害。而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学术的政治化,使得历史成为一种与现实政治利害无关的标志。俗语谓:这已成为历史了。意味着对现实已无能为力了。其实这不过是现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已。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这亦是一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也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以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起步的标志的话,中国古代的国家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20世纪的考古学、历史学资料都已经充分证明,距今四千多年的夏代已经是国家的既定形态。也就是说,到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时,中国已经正式形成了国家。在此之前,当然还有国家发育、形成的漫长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辽宁西部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则进一步证明,在距今六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国家文明的雏形。因此,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已经逐渐为世人所接受。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其发展演变一直没有中断。这正是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都曾创造过辉煌而显赫的古代文明,但后来都遭受到外来文化的侵略,国家多次被灭亡,原来的古老文化也都未能完整、独立地保存下来。唯有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生长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数千年来一直薪火相传,连绵不绝。从唐尧虞舜的传说时代,到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一性,成为东方法律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法律文化并存于世。 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经过夏、商、西周三代,不成文的习惯法居于主导地位,到春秋中叶,随着公开、成文的制定法出现,具有成文法系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开始形成。经过此后几千年的积累,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从相对粗略和幼稚的简单法条,发展成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风格特异、义理精深的庞大的法律体系。就立法而言,自秦汉至明清数千年间,各朝各代,各主要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基本法典,以为国家法制的基础,并作为“祖宗成宪”垂范后世。除以律为主的基本法典以外,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令、科、比、格、式、典、敕、例、指挥、故事等名目繁多的法律形式,作为成文法典的补充,全面调节和规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与历史上西方的法律文化相映生辉,中国古代在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司法体制也极富特色。在夏商以后,伴随着古代的诉讼体制的发展,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完整司法体制,以及包括会审制度、调解制度、原情断罪等一系列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诉讼方式在内的各种审判制度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从整体上观察,在中国帝制时期,传统立法技术、司法体制,国家统治阶层运用法律的手段以及整体法制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的影响、官方的强有力的引导等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一系列带有浓郁农业社会特色的独特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传导至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塑造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法”性格。从公元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所依附的社会基础逐渐崩溃,中国的法律制度开始由古代封建法向近现代法律文明艰难地转变。 从历史上看,夏、商以后的四千多年中,中国的法律制度由简略的习惯法,发展成为富有哲理的宏章巨制;由充满浓郁古代特色的早期法制,发展到近现代世界通行的法律模式,其间的递嬗演变,当然不能用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变更来简单地解释。而研究中国法制的历史变迁,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阐释我们祖先留下的精神财富,正是法制史学科的基本任务。 一、中国法制史的概念与研究范围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