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还是经典：也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1.docVIP

“垃圾”还是经典：也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 华金余 2007年，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深深刺激了中国文坛的神经，一时之间，文学界人士纷纷谈论“垃圾说”。肖鹰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顾彬不值得认真对待吗？》，认为平心静气地分析顾彬的批评意见，应该承认确实切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然而，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多次对媒体宣称“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与顾彬的“垃圾说”相反，我们看到国内较为知名的作家几乎每一部作品问世，便被很多资深的评论家赞誉为开天辟地的绝世经典。比如被顾彬认为是让中国人丢脸的、具有法西斯色彩的《狼图腾》，却被很多中国评论家广为赞誉。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垃圾？还是拥有众多的经典？在这似乎矛盾的现象中，本文试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问题加以讨论。 一 什么是经典？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经典”，还是西语canon，其意义都有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文语境中的“经典”由“经”与“典”两个词组成。“经”的本意是织物的纵线，后来通过“治理”、“经纶”之义而具有了两层含义：世界观、人生观等根本道理以及经世治国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典”本来指的是记载帝王言行的史书，后来引申为“常道”、“法则”、“规范”，最后用以指传输常道、法则和规范的书籍。“经”与“典”殊途同归，都指以儒家著述为核心的重要著作。现代汉语将“经”与“典”合起来，用来专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或“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前者秉承古汉语传统，后者吸纳了西方的用法。荷兰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曾经总结西方学术界关于“经典”的三种定义：一指“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二指“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到的作家作品”；三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 通常意义上或者在传统社会中，经典具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知识传输器。经典是人类文明或文化精华的总结，也是延续人类文化传统血脉的载体，因而，有助于接受者洞察真理、提升境界。二是行动指南针。经典是常道、法则和规范，因而，可以给社会或个体提供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及其作用往往被非权力化或解权力化，即认为经典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永恒性与纯艺术性，是人类普遍而超越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 文化研究质疑经典与经典的所谓普通性、永恒性、纯审美性，它们秉承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和地方性的。不存在纯粹的经典，只存在谁的经典，经典是被建构的。文化研究认为，经典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法国思想家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和知识（包括经典）之间的共谋关系：“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政治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同的。当一个新的社会建立起来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加强思想舆论的控制。反应在文学经典上面就是必然要对文学经典来一次重新“洗牌”，破除一些旧经典，建构一些新经典。列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需要巩固，社会需要安定，因此，思想舆论管理得比较严，这是必然的。这些情况也肯定要反映到新编“文学史”的撰写上面。丁易编写出版于195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据说是建国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目录上我们即可看见，这部“文学史”主要是确立了鲁迅“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手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地位。在目录中，安排“章”的有鲁迅（占二章）、郭沫若、茅盾三人，在上述三人基础上，安排“节”的增加了瞿秋白，安排“目”的则有叶绍钧、郁达夫、蒋光慈、胡也频、老舍、巴金、闻一多、洪深、曹禺、丁玲、张天翼、叶紫、萧红、艾青、田间、柯仲平、东平、艾芜，夏衍、马凡陀、沙丁、陈白尘、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柳青、草明和李季，而胡适、周作人、冰心、庐隐、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沈从文、张爱玲、穆时英、施蛰存、梁实秋、丰子恺、钱钟书等作家和作品却完全没有列入。现代文学经典的排列状况，比较准确地折射出建国后数年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挑选。“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级别排列则是1961年调整时期的产物，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相对“放宽”。到了“文革”时期，国家动乱，政治意识形态以极“左”为主流，对所谓的“封、资、修”实行全面打击，除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作品、毛泽东诗词外，其他所有作家作品几乎都被排除在文学经典之外。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经典的秩序。建构经典的“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并不等同，它包括官方统治者的上层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