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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前言 《二十一世纪》决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专号，邀我参与盛举，义不容辞；但因迫于时限写不出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只能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对戊戌维新这件大事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一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于对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1895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