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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作者：宋秦 [内容提要] 中国政府历来尊重和保护公民在宗教信仰上的自由选择，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给予法律上的保障。现阶段社会生活状况的发展，又对我国公民宗教信仰的保护提出新的要求。 [关 键 词] 宗教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 宗教活动 宗教事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一切宗教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这段话深刻的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神性来自人性的异化，宗教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产物。宗教信仰则是信教者以自己的意志而听从神灵意志。人类本性中对自由的态度的两重性使得宗教信仰自由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人类害怕保守，总是追求自由，而宗教信仰自由也是人类对自由的需求之一。1803年，美国法官杰里迈亚·史密斯阐述了解释宗教自由[2]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据，社会或世俗官员强迫人民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是十分荒谬的，按照万能造物主的旨意，人的理智不受有局限性的同类者的控制，思想自由是人类天赋的，每一个有思维能力者本来固有的权利，是绝对不能剥夺的特权。[3]另一方面，无论自由对人类的发展有多大的价值，人类生存的首要和必要条件却是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因此人们又会逃避自由。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个人，从本质上来说可以有绝对的自由，但出于个人任性，缺乏思想指导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由会丧失思想的确定和信念的确定，从而把人引入迷惘和虚无。[4]无法忍受这种无序性的人类，从而可能寻找对一些“绝对自由”加以限制的信仰。这种要求信仰的自由更多的是要求对“自由”的限制。如果说前一层意思理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则更多是从整个社会乃至人类的理性发展历史来理解的。 本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至少应包含以下三条原则其一 法治原则。作为现代的法治的国家，法律的调整方式是必备的。任何权利的保护如果不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就容易成为空谈，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而且宗教信仰这种自然权利由于其重要性通常应在最高位阶的法律当中规定。但并不排斥低位阶的法做出不与高位阶法抵触的规定。然而仅在法律当中肯定该权利必定是不够的。即实际的执行不坚持法治，这种保护仍然无法落实。 其二 平等原则。这是由法治原则所必然引出的一项原则。平等是法治原则的要求之一，平等即体现了法治。从历史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深刻的冲突发展，以及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不能干涉宗教事务，并且只有当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时，各种不同的教派之间才能有和平，各教徒才能共处。当然，这种平等除了包括各个教派之间的平等，还包括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平等。 其三 限度原则。仅有前面两条原则是不够的，现实的需要是宗教信仰自由应该广泛到这个社会的存在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以内。该原则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自由应以尽可能多的给予，宗教信仰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有着正面的效应。另一方面这种给予不是无限度的，而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具体的说就是以不危及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为限度，当超过这一限度，自由就会被限制，甚至被剥夺。例如，1989年公布的《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之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5]一般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内心信仰自由、宗教行为自由和结社自由[6]。从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开始，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为统帅的一系列法律保障体系，中国有关保护宗教权利的法律、法规目前已有近四十件。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是有关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主体的保护。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并不存在信仰宗教的本能，一个人成为信教者是同他生活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以及其自身的主观因素相关联的，其中主观因素包括个人的社会背景和阅历。首先要确认所有人都享有通过言论或书面文字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和手段同样适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明确的是宗教信仰纯粹是个人自主选择的过程。通说认为自主的选择包含以下的意思：任何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种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仰宗教现在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仰宗教现在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国家为了保障公民的这种自由，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不得以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宗教身份为由，剥夺公民在教育、就业、担任公职等方面的资格，不得强迫任何人缴纳用于宣传或维持他所不信仰的宗教的特别捐税。[7]这一保障揭示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