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刑事错案研讨会发言稿.docVIP

? 培根说过：“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刑事错案带给司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必然会极大地损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另一方面它也为司法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标本和机会。错案仿佛打开了一扇改良刑事司法体制的窗户，我们应该从错案中寻找推动司法改革的显示方法，也就是说，从自己的错误中去学习。 今天到会的专家中一些是我的老师，还有一些是我一直很景仰的学界前辈，真的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这么近距离地聆听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的高见，受益匪浅。会议安排我发言，对我来讲真的是班门弄斧了。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借助这个场合把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向各位老师、专家和领导汇报一下，请各位一定多批评，多指正。 错案，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刑事???法系统中，都难以做到完全避免。因为案件事实对于司法人员来讲都是无法亲历、无法直接感知的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司法人员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仙，无法全知全觉，也无法穿越‘时空隧道’，而只能通过有限甚至短缺的证据去认识案件事实。发生错案在所难免。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做的是：认真剖析错案产生的根源和发生规律，构建漏洞最小的科学程度最高的制度，以便把错案的发生率下压到最低水平。 刚刚各位专家深入剖析了在我国发生错案的成因，就像医者对症下药一样，找准了病因，才有了治愈顽疾的可能。 从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案，到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案，到2010年的河南赵作海案，已经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敲响了警钟。痛定思痛之后，作为一个法律人，必须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建言献策，尽绵薄之力。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强化独立审判权，有效预防刑事错案》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从这个意义上讲，审判机关是预防错案的最后一道屏障，在侦查机关的错误侦查、检察机关的错误公诉之后，如果审判机关能够擦亮眼睛，拨乱反正，及时作出无罪判决，错案就不会最终出炉。所以，强调审判权的独立，保障审判决的行使只遵照法律规定，而不受任何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干预，对预防刑事错案至关重要。 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司法实践中是否已经真正实现了审判独立呢？审判独立究竟应该是“法院”的独立还是“法官”的独立呢？ 个人拙见，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法院独立，不受外部各种因素的干扰，二是法官独立，不受内部行政指令的左右。为了在最后环节预防错案，必须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从以下两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与审判独立。 一、切实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已经明确规定在各项法律之中，并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但是这一原则的落实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刑事诉讼过程并非具有强大免疫力的封闭系统，仍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多重外部压力，外部的不当干预成为错案产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辨明这些压力的来源，并有效化解和消除外部压力带来的不当干预，才能真正做到审判独立。 （一）外部压力来源之一——三长会议联合办案制度。 由政法委牵头的三长会议或者公检法联合办案，被某些学者称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很多错案的形成背后都有“潜规则”的身影。比如《中国青年报》在报道**县胥敬祥抢劫、盗窃错案时有这么一段话：“胥敬祥在一审判决书下达时向送达判决书的法官鸣冤，法官告诉他：‘你还不不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上诉也是白上诉！政法委研究了，就这样判你！我也知道你不公。’”我们当然不否认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但这种领导侧重的应该是对先进司法理念的引领和不科学的司法运作机制的改进，而不是去决定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否则就会造成“先定后审”这一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做法，并且导致公检法联合办案在实践中走向异化。因为联合办案制度本身缺乏制约机制，案件在讨论处理中不仅仅是摆事实、讲法律那么简单，往往异化为公检法对案件突破法律底线的妥协程序，使得联合办案制度成为推动错案形成的外界因素之一。 因此，党委应该回归其固有的领导角色，比如当案件在诉讼中的某一环节被无故拖延时，可以督促其尽快解决纠纷，防止久拖不决和互相推诿；但不应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提出任何指导性意见。毕竟刑事审判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只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员，经过合法程序的审理，才有可能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决策。人民大学的何家弘教授曾经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法官确定被告人是否犯罪的工作，和医生确定病人是否患有癌症的工作一样，需要专业的技能和亲自的临床检验。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病人是否患有癌症，不由主治医生确诊，而由医院党委确定。 （二）外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