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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与大学生涯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作为现代大学生的我们，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吸取经验，在有些方面也应该有所创新和改变。下面让我们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过程，看看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去做。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对道路的探索过程。 一、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千多字，全文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不已。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这时候，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于是抓住机会又冒了出来。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这个年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第一期发表的《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还有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居然洋洋洒洒在某大报连续转载。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 三、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过据权威部门调查，这其实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统计，当时，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量比注册数还要多出一倍。这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显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社会面前。据未曾公开的消息报道，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先后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部门报纸如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加入了讨论。 在这种纷争不断的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良久的讲话。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