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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2年06月06日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非常低，甚至远远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实际上，当社会的一切由GDP来引导的时候，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由GDP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惨故事就开始了。由GDP主义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的紧张等，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没有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设；不过，文化建设的功效显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静因素。要重建一种安静文化，人们必须理解中国传统的安静文化是如何建立的？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是如何被破坏的？今天如何批判性地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安静因素？如何克服倾向于导致社会躁动不安的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之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说，“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毛泽东阶级革命颠覆传统秩序 　　中国文明数千年，尽管皇权不断转换，但社会阶层的这个秩序始终没有变化。中国文明没有被中断过，这个社会阶层秩序是关键。皇权因为革命和造反而不断转换，但一旦新皇朝确立，原来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得以恢复。 　　但是，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传统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面前屡屡失败。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对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孙中山先生起初想学西方自由主义来改造中国，建立多党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通过革命来建设新形式的国家政权。这条路线从孙中山后期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 　　不过，“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继承人蒋介石，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