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平津知识精英对日关系的认识轨迹.docVIP

略论平津知识精英对日关系的认识轨迹 ――以1931至1937年为中心 闻黎明 1931至1937年，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期。纵观当时中国民意的主流，无疑是不满中国政府的对日忍让政策，要求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过，处在同样形势下的中国知识精英，却并未一味迎合民众的抗日激情，而是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本文以身处对峙地带最前沿的平津知识精英为对象，就其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从“避战”、“备战”到“应战”的演变过程作以初步考察。选择这一载体显然很有意义，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窥视智慧阶层的思想轨迹总是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窗口。 主张“避战”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饱受列强欺凌，不得不屈辱求和，噤言开战。避战观念由此而来，以至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知识精英在处理中日关系诸多问题上，亦未受民众情绪之左右。 这次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借“万宝山事件”企图制造类似1928年“济南事件”的出兵口实，事态紧张之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用“全国一致，彻上彻下，永持忍辱负重的精神”一语婉转提出避战主张。几天后的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攻占沈阳。次日，长春亦被日军占领。事变发生后，中国民众群情激昂，青年学生尤为激烈地提出对日宣战。10月上旬，《大公报》聚会商讨对策，确定以“明耻教战”作为其挽救国难的基本宣传方针。10月7日，该报以上述四字为标题发表社评，希望国人“彻底明夫国耻之由来，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实际研讨雪耻之方案”，并谓只有“能知新旧国家耻辱之症结，洞察夫今昔彼长我短之所在”，方能“立雪耻之大志，定应敌之方策”。此言中心，即认为中日间问题绝非一朝一夕所致，鉴于双方力量悬殊，中国不应仓促开战。这种避战主张，即便11月8日“天津事件”发生该报搬出日本租界后，亦仍然继续坚持。 《大公报》的避战态度引起许多人不满。一位叫赵默佑的曾致函报社主笔，认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战乃图存，不战必亡”，批评该报麻痹青年，要求勿再煽动“危邦弱国之外交”等悲观言论。张季鸾则借答复此信之机，再次阐述避战意见，认为：现代战争的前提是全国力量业已动员，而且一经宣战便“须战之最后”，现在中国“既未准备于事前，当然须亟准备于事发之后”。因此，“今日不可宣战”，而是应做“知彼知己知世界，军事参战与外交，须同发挥最大效能，缓急进退之间，皆以军事的原则支配”的准备工作。 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分三路袭击驻守上海闸北的中国军队，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再次挑起“一二八事变”。这次事件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3月2日)和签订《淞沪停战协议》(5月5日)暂告一段落。《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大公报》为了寻求国际联盟调解中日关系，公开建议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前外相币原外提出之五项原则为谈判基础。凡是了解币原五项原则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它涉及1915年袁世凯为称帝而与日本代表秘密达成“二十一条”的效力，而当年“二十一条”披露后引起朝野哗然，袁世凯之名随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语。正是这个缘故，中国政府一直不敢贸然正面答复币原五项原则，现在《大公报》竟然旧事重提，难怪导致舆论轩然大波。 不过，《大公报》这个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建议，倒与一些知识精英不谋而合。在中国学术教育界享有很高地位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便是与《大公报》遥相呼应的两位知名学者。 蒋廷黻是主和避战的积极支持者。“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表示保持东北主权的决心，辽宁省政府移至锦州。1931年11月下旬，署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向英、美、法三国驻华公使提议将锦州设为中立区，以日本向国联保证不进兵锦州中立区为条件。顾维钧的建议带有明显的妥协色彩，燕京大学师生讨论应否在锦州设立中立区时，绝大多数表示反对。参加这个会议的蒋廷黻“看到一片举手赞成抗日的手海时，心中不免沮丧”，这位多年研究鸦片战争的外交史专家一直认为只有妥协才能争取时间。胡适的意见与蒋廷黻大致相同。当时，胡适、蒋廷黻与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等名流几次聚会讨论东北问题，大家公推蒋廷黻起草过一个“已够温和了”的方案。胡适也起草了一个“更温和”的方案，它很可能就是1932年6月在《论对日外交方针》提出的九条办法，其要点即主张在承认日本对满蒙权益基础上与日本政府进行东三省善后交涉。蒋廷黻、胡适两案的设计要点，与《大公报》的避战主张完全吻合。 蒋、胡显然深知自己的主张与民间情绪相悖，为了阐述“独立”于与舆情之外的见解，他们索性创办起《独立评论》杂志。于是，这个刊物很快成为分析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差距，提醒人们注意一旦战端开启中国将可能遭到比承认日本在满蒙权益更为严重后果的主要论坛。当然，“独立评论派”精英主张的妥协底线是将日本势力控制在长城之外，如果这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