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之中华海洋文化】.docVIP

【水文化之中华海洋文化】 人类所生活的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蔚蓝色星球。地球表面是一片汪洋，水连着水，而陆地则像是水中的几个岛屿。科学的数字告诉我们：地球表面的71%为海水所覆盖，准确地说，地球应该叫“水球”才对。中华民族栖息的地理环境位于地球上最广阔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侧，其东南濒临世界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则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是一个左高原、右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度。在这样一个负陆面海、陆海兼备的地域里，中华民族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开发海洋资源，开辟海洋通道。但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先民一开始就没有超越土地的限制而走向大海。中华文明生长发育的根基在陆地，“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基调，由农耕生产方式而生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典型的“河流—大陆型”性格，而海洋文化不过是大河文化的附属和补充。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拒绝过海洋的召唤，时刻在倾听着大海的涛声。中华民族栖息生存的领域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一带的气候与资源条件又较为有利于海上活动，故中国的航海历史极为悠久。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考古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那时的先民主要是在海滩上以捡拾小型水生动物为生，其生活的遗迹被称之为“贝丘遗址”，从事原始海洋渔猎的原始人也被称为“贝丘人”。根据《物原》有关“燧人氏以匏（葫芦）济水，伏羲氏始乘桴（筏）”的传说记载，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渔猎为生的原始先民已开始利用原始的航行工具与海洋打交道。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懂得了“木浮于水上”的道理，并用“石斧生火”共同制造出了最早的船舶——独木舟，为海上航行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随着船的出现和捕捞工具的进步，近海渔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尽管随着沿海陆地农业的兴起，农业、畜牧业逐渐占据主要经济地位，但海洋采集和捕捞活动始终是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来源。 夏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青铜技术的出现与成熟，木板船与风帆产生了。从此，较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开始了。以物资运输、人员迁徙、文化传播、外交往来为主要内容的航海行为与日俱增，不但中国滨海地区之间的航行往来日益活跃，而且与今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的海上往来也见诸史册，近人研究甚至已部分证实了殷人或越人远渡重洋到达美洲海岸的传说。据史料记载，商王在东海钓大鱼，在海上竟然“六月不归”，可见当时人们已能够在海上漂泊生活很长时间。殷纣王曾率大军过江涉海征伐人方（地在今山东），其航行规模已相当可观。周时，对海洋的渔盐开发更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周初，姜太公被封在齐地，因其“地负海鸠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而人物辐辏”（《汉书?地理志下》）。齐国根据濒临大海的地理位置，在近海之处大力发展捕捞业，尽享渔盐之利，并由此而逐渐强大起来。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得到了长足提高。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与铁制工具的出现，造船技术得到很大的进步，木板船的结构渐趋复杂，吨位日益提高。航海不但被应用于大规模的运输，而且已应用于海上作战中，如濒海的北方齐、燕和南方的吴、越等国，不但广收近海中的渔盐之利，还大造战船，在近海海面上逞强争霸，使近海一带战事不断。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极为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出现了非正统的海洋开放型的地球观——邹衍的大小九州说。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邹衍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里所讲的裨海、大瀛海体系，是与中国大陆周边内海与太平洋的情况相对照而言的。在邹衍看来。中国只是世界上的一州，名曰赤县神州，大禹所分的九州只是中国内部的小九州；而中国之外的像赤县神州那样的却有九个，“裨海环之”，可以称为“中九州”；这样的州在“大瀛海”之外，还有九个。按邹衍的推算，像中国这样的赤县神州，在天地间有八十一个。邹衍的结论，虽不是来自科学的结论，但也不是完全凭空臆造的妄语，与当时的航海知识的拓展和地理发现有直接的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诞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使造船和航海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航海船只不断朝大型化发展和先进的控制航向技术——尾舵的出现，以及对海上季风规律的认识和借风行驶技术的掌握，标志着中国的航海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秦始皇扫六合一统天下后，为近海航线的南北贯通和与内河水运的衔接创造了条件。史载，秦始皇一生多次巡游天下，而且多有过江涉海的经历。如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做了一次行程最远的巡游。他“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